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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的兴起与出版的兴盛 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从晚清一直到1930年代，出版工作与现代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但也有非常大的冲突。两者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出版形态是商业行为，它必然与商业利润联系在一起。但文化建设又是一个精神产品的开发和传播过程。 有可能赔本的产品对社会却有贡献，赚钱的产品却对社会有负面影响。出版做的是精神产品，和普通商品不一样。出版一本书，可能它产生的影响会很大，它会改变一个民族，改变一代人的思想。 上海的福州路和河南路口，原来马路的两边分别是两家上海最大的出版公司：一家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中华书局，形成了竞争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也要说到张元济。张元济是一个从庙堂到民间的出版家，他一方面用新的眼光传播新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还是比较保守，毕竟是官员出身。他发财靠的是教材，但这个教材与晚清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系，与晚晴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革命的风潮越来越烈，很多地方教学已不再使用这个教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一个搞发行的人叫陆费逵，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张元济。但张元济认为满清政府倒不了，拒绝了陆费逵的建议。陆费逵就自己组织人编了一套符合国民需要的教材。没想到刚编完，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商务印书馆积累的大量旧教材用不了，这个跟头跌得很大，这时陆费逵就跳槽了，在商务印书馆对面办了中华书局，靠新编的教材一下子把出版业务做了上去。等到商务印书馆清醒过来，陆费逵已经站起来了，后来长期形成商务、中华对峙的局面，你编辞典我也编辞典，你编教科书我也编教科书，展开了全面的竞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