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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纪念商务印书馆双甲子的庆典,我想对中国现代出版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谈点不成熟的想法。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里？我个人的理解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有一个字可以表达：“传”。它是一种传播。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让更伟大的人做。我们的任务是传播。比如我是一个老师，我站在讲台上，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告诉你们，虽然这些知识里也融入了我个人的体会，但知识本身不是我发明创造的，人文知识无非来自历史上人类实践的智慧结晶,还有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本身,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我要传给你们的，只是我自己学习的一点心得。 “传”是多种多样的。著书立说是为了传播。戏剧家写了一个戏，导演、演员把它搬上了舞台，那是舞台上的传播。拍成电影电视剧了，那是屏幕上的传播。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把人类文化的精神产品传出去。而现代出版，就是一个专门从事传播的机构，不仅仅新闻报刊、广播影视是传播机构，新媒体是传播机构，其实学校教育、出版等领域，也是传播机构。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我四十几岁，精力比较旺盛，曾经与好几家出版社合作，策划过一个“火凤凰”系列丛书，我喜欢做这个工作，觉得非常有意义，出版工作可以把我认为好的东西编出来、印出来送到读者手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传播工作。 商务印书馆的建立，是整个中国朝现代化转型的大事情 现代出版事业自觉介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这个起点是商务印书馆的建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整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由此开始。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都作鸟兽散，张元济受到朝廷的处分是“永不叙用”。这里我要提到三个人：张謇、蔡元培和张元济。他们三人都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官员，戊戌政变以后，他们从京城南下上海，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们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企图开倒车的清政府是靠不住了，所以他们都绝了继续做官的念头。张謇到南通搞实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企业家。蔡元培和张元济，后来一个参加革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一个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负责编教材。他们三个人对现代文化所做的贡献，比做一个当时的官员，要重要得多。 张元济先是到南洋公学做老师，主要负责教材，这样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小老板，张元济委托他们印一些南洋公学的教材。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可以做：编教材。当时，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失败了，但可以从思想文化、教育出版的角度传播新思想，办新学校，教育下一代，这样也可以慢慢地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封建时代的教材无非是四书五经，是在私塾里传授的，这套所谓的国学已经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和需要，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张元济要编一套适应公学的教材，他邀约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先编小学教材。这样商务印书馆就开始慢慢提升了，它本来是一个家族型的小企业，承接各种印刷生意仅仅是为了赚钱，但自从有了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开始有自己的产品，首先是编撰了当时堪称一流、能够与国际接上轨的教材，精神文化、教育、出版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进行传播。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岗位，后来商务印书馆越做越大，成了现代中国第一出版社。 这样，一些原来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士，慢慢在民间摸索自己的事业和价值观，开始了中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把教育、出版，包括他们传播的新思想都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形成。 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古代并没有知识分子。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是一定要通过做官才能实现。中国古代两千年就是以“读书做官”为读书人的基本价值观。而现代知识分子很不一样。为什么张元济、蔡元培他们的选择道路很重要？因为他们看到，读书人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用其他途径造福社会。这不是职业的选择，这是价值观的变化。我们要注意，张元济介入商务印书馆，不是简单地编教材，而是自己入股，把自己的精神劳动和经济利益绑在一起，这样他就不是一般的写书者，而是新型的出版人。慈禧晚年良心发现，想把张元济招回来，让他再来做官，结果张元济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商务印书馆也能对社会有贡献，也能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价值观念变了。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有了这样的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才有后来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其实现代知识分子的岗位有很多，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很多留学生出国深造，选择的专业是法政、经济、医学等等，将来回国可以做律师、医生等等，其实都是有价值的。我要说的是与“传”的关系最密切的岗位，第一就是思想学术，做某一领域的专家；此外还有两个直接负责传播的岗位，一是教育，一是出版。教育与出版这两个领域是联系在一起的，与精神产品的传播相关。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奠基者之一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说服那些诸侯国君，希望做官，结果他失败了，一辈子官运不好，最后孔子安心下来教书，开一个民办学校，而且他的私学门槛也很低，不管是贵族还是贫民，只要交学费我就教，把教学看成是一个普及文化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专门为贵族服务的机构。这就是孔子的第一个“传”。 孔子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编教材，这是第二个“传”。他把中国古代的民歌收集起来，选择政治正确的，编了一部《诗经》。《诗经》传到现在有两千多年了，大学中文系第一课还要读这个。此外孔子还编了《春秋》等几套被后来称为“六经”的书，其实都是教材。他编的这几套书是中国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基本阅读范畴。读书人进入朝廷做官不是赤手空拳，而是带着一套孔子传下来的 “学术传统”。这个学统与皇家政统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两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可是，这样“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了晚清就被打破了。中国要与世界接轨，要成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不能只读四书五经，很多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现代军事包括现代思想文化的知识都是传统国学所不具备的。知识专业越分越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就越可能在工作岗位当中发挥作用，像过去“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在今天是奇谈怪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