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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是谈论孩子的季节，然而，孩子的快乐成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今天，我们就从女作家的视角来谈谈女性。当下文学创作中，常态女性形象的匮乏，同时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后退引人关注。中国当下女性如何“被”称谓？现实中女性称谓的困难来自于女性自身定位的可疑。“良家”被五四新民启蒙所解构，“女同志”则为物质欲望所消解。中国常态女性形象在日常和文学叙事中突然成为一个沉默的区域。尽管1980年代女性作家林白、陈染等明确的女性经验表达引起文坛关注，这些和艾晓明女性主义文本解读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符号。然而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而来的并非是女性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在“良家”、“女同志”之后，生活和文学都没有真正给予中国女性一个身心安适的身份与称谓。于是女性仅仅复归到传统“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作为性别的女性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性内蕴。19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进入一种玉体横陈的欲望表达。从文学主体上来说，一些“70后”女作家登场时的“身体写作”和“美女写作”遮蔽了这一批女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觉和新体验，而是在消费和传播上同物质主义接轨，也就是说消费了她们作为女性和美女的身份。当下女性作家的写作和1980年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女性作家不再强调自己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同时在文本中也很少有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更多认同男权主义对于女性的定义与规约，主要表现在女主人公以“色欲”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常常以励志、言情和现代婚姻困扰为叙事外壳，内核却是权力、金钱和身体欲望的表达。在城市女性塑造中，更多婚外情的纠结和身体在情感暗夜中的欢腾和刺激，而鲜有对于人性深处女性独特性的幽暗独白。由此，欲望化的女体和物质主义的女性引起大众对于女性精神形象过于单一和褊狭的理解。与此同时，这种叙事策略在精神主体性表达上并没有超出丁玲笔下的莎菲们，甚至连茅盾笔下女性主人公的精神纠结都在物质主义的逼压下萎缩为零。这些无疑显示出当下女性写作和女性题材写作对于女性精神主体性表达的退让。 ——主持人 郭 艳 爱 玲：或许“理解与独立” 是当代女性对世界的深层图解。在当下谈女性与写作，已经与鲁迅的《伤逝》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大有不同，比他们所处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夹缝时代要宽松得多，从中国娜拉——丁玲、萧红等压抑后的激情出走与回归，到伍尔夫阐释女性理智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即理智定位女性自身的位置，是一个从逃离到立定的过程。对于当代女性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或许已经抵达理解，至少已经走在“到世界中去”的路上，并因此在两性世界之中真正成为独立的一撇，同男性共同组成“人”字。女性写作涉及到女性自身人格的建构。当代女性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直面的是“死亡”，这是需要每个人独自面对的终极。我以一个“人”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一个女性，在活着的过程里学着面对它，我得到很多，在接近死亡的短暂时间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惟有独自挣扎，所有情感维系的关系——亲人、爱人、朋友、世界上的陌生人都成为无助者，你只能成为一个孤独的独立的人，所以，我得到了女性人格当中的“独立性”。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给了女性角色阐释的宽阔性，将女性放在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甚至神话背景之中，开启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觉醒。当代，女性已经努力走入复杂的社会，以亲身实践来完成自身角色的不断转换与定位，以独立的姿态理解这个世界。 赵 勤：从团场到城市已经20年了，可是越来越觉得自己在一种疏离的状态中——回不到团场，也进入不了城市。这样的日子像一束塑料花，徒有花的形状却没有心神。我精神苦闷，那段时间先是阅读，大量的阅读，单纯作为一个读者的那种阅读。我想起了我不快乐的童年，郁闷的少女时代，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那些过去的隐秘往事，曾经都是伤疤，不能碰……后来随着阅读视野的打开，那些我原生家庭的陈年旧事都涌到了眼前，它们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化学反应，经过重新构建和重组，那些缺失的部分就是想象的动力，那些曾经无法回到的过去，在小说里重现了，可以说我重新替我的父亲和母亲活了一遍。我给他们虚构了一个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充分理解他们各自作为人的那一部分真实。可以说是写作让我与自己的原生家庭达成了和解。这些写作上的思考，也让我反思自己的婚姻，写作让我获得了更多精神的自由和成长，内心世界的疆域大了很多。通过读书、写作，我对世界怀有的惶惑乃至绝望的心情得以抚慰，同时也获得了对这种心情的理解。尽管写作带来的抚慰是短暂的，又好像是无用的，我的写作与别人也许是毫不相关的，但于我个人很重要。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在写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那些曾经躁动不安的情感会变得安静，杂乱不堪的思想也会逐渐沉淀得更加清晰，生活得到梳理，压力得以释放，生命得以记载，所以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自我救赎。 帕蒂古丽：我应该算是一个从原生状态跳进现代城市的时代 “怪胎”。我降生在新疆沙漠边缘的小村庄大梁坡，近邻多为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男的放羊种地，女的操持家务，生养孩子，村庄里保留着原始的婚姻模式。由于从小母亲精神失常，成长教育缺失，我到了16岁，还不知道有胸罩这样的东西，更不了解月经是怎么回事。周围少数民族普遍对女性这样的隐秘之事讳莫如深，他们不是将这些与生命和成长关联，而仅仅是与羞耻关联，在我写自己成长的文字中，它们恰恰是与我的生命最为密切关联的事情。特殊的环境形成了我敏感的性格特征，我对女性文学的思考向度，受到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氛围的影响。两种文化的融合使我的关注对象和情感表达，越来越由内隐走向张扬，经过岁月的沉淀，我将那段青春岁月中最隐秘的事情和独特的生命感受书写下来。我记录的大梁坡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村庄，也是整个多民族之间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村庄的缩影，我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用汉语为人们呈现了混合的文化，展示了一种多向度的生活，希望与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们，也能在两种相互融合的血液中获取生命的滋养。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我觉得应该从自身的生活出发，解剖在多元文化中成长的女性独特的心理，挖掘文明转型期的边地少数民族女性在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下艰难成长的心理历程，描述她们在异质文化中成长的隐秘细节，给读者展现更丰富更理想的少数民族女性生活，为当代文学提供更多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和有价值的女性文学文本，也为那些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女性提供一种镜像参照，作为一种镜像借鉴，映照更多的女性，使她们在生活中产生警醒和自我意识，使得她们的成长不再充满心酸孤独和难言的艰辛。 马 悦：最初对文学的好奇源自母亲。不识字的母亲总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讲得风生水起，村里人都把讲故事叫讲“古今”，就是那些“古今”在我的心里萌生、发芽。我并不知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仅仅是想把心里想的和看的写出来；更不知道小说是什么，懵懂的我用心的翅翼触探着文学。14岁那年，大舅舅用30亩土地将母亲换给我的父亲，父亲在母亲眼里是位皇帝，每一顿饭总是双手端在父亲面前，当阿訇的父亲是那么地享受。母亲对八个孩子真的是溺爱，为了使她的孩子能吃饱肚子，穿的衣服不至于补丁太多，白天母亲给劳动的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推磨、碾米、喂鸡、喂狗；晚上做鞋子、缝衣服，第二天拿给人家换取一碗粮食……也许母亲太累，也许她有很多的委屈，但我从未听到母亲诉说过她的委屈，惟一排解的方法是，干完活计的母亲坐在那盘大大的土炕上，放声哭诉，一边哭一边喊着“娘啊……娘啊……”常常，背着书包的我，远远地听到一种声音从村子的方向传过来，我的心会猛地一颤，我默默地、一步一步地走进那哭声里。三个姐姐不到18岁都出嫁了，我也出嫁了，我和姐姐们沿袭着母亲的路，去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孩子。岁月的淘洗是残酷的，有些东西不经意已被带走，当闲下时，不由自主地要拿起一本书，要嗅嗅文字的气息。我深知，这么些年来，在我骨子里有一种东西潜藏着，她并没有远离自己，也承认自己骨子里的叛逆，就像一个怪胎要和其他回族女人剥离开来。面对文学我是迷茫和矛盾的，在回族女性作家里，在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引路人，丁玲、萧红、张爱玲、霍达像遥远的星辰。我摸索着往前走，绝望和痛苦随时相伴。最初的笔触是浅显的、幼稚的，我的土地，我的乡亲……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书写，自己所呈现的是原生态的东西，只要爱在，信仰在，我会带着大地的厚重向着天空飞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