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胡适写下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自此以后，新诗，一种不同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今，由新诗发轫的现代诗歌走入百年，新诗研究也相伴而行。新诗研究如何回应时代变革与发展的命题？如何引领新诗担负起文化启蒙的使命？在与新诗创作的互动中如何探索现代诗学理论走向成熟？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现代诗学理论研究者。 新诗研究与创作相互增益 新诗更多地关注现实人生，参与文化启蒙，面对大众言说，获得了诸多现代性特征。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方长安举例说，郭沫若的《女神》饱含自由开放的气度，那种破除权威崇尚创造的精神，是旧诗无法比拟的……新诗在审美形式上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与趣味，建立的一套对应读者审美期待的艺术规范，是新诗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卓越贡献。 新诗创作的探索面临一系列争议，从新诗发轫之初，新诗创作者们同时也在自觉发起新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泽龙介绍，新诗研究伴随着新旧诗歌的冲突而产生，主要是围绕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争鸣与讨论。初期，争鸣的问题是白话语言的诗性，诗歌的自由体的创格等问题；稍后则围绕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开始了理论上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表示，“早期关于新诗的评议文字，大多出自新诗的创作者和参与者之手，带有较明显的自我辩护的性质。” 在文化启蒙的使命意识之下，新诗的研究与创作逐渐形成相互增益的关系。方长安举例说，“五四”以来的白话自由诗因受胡适“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观点的影响，不重视诗歌的含蓄美、音乐美，这遭到诟病。成仿吾等提出阻击白话自由诗的非诗化倾向，这些新诗评议和讨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话自由诗过于散文化的倾向，促使新诗开始自觉探索音节、格律等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