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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学》（1802）一书中提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中首次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因此有人认为，梁启超“所提出的‘文学地理’的概念极有可能就是康德《自然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学’概念”。事实上，康德并没有对“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的内涵做任何界定。就其《自然地理学》全书来看，他所讲的“文学地理学”包含文学、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诸多方面，相当于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而梁启超所讲的“文学地理”则是纯粹的“文学地理”，它是与“政治地理”并举的。 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源远流长 其实，在梁启超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之前，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已经有2500余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前544年），而在康德提出“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之前，西方只有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有过文学地理学的言论。吴公子札之后，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思想经过司马迁、班固、刘勰、魏徵、朱熹等历代学者的探索和阐发，至20世纪初期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20世纪初期，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和顾颉刚等先后发表《南北文学不同论》、《屈子文学之精神》、《近代诗派与地域》和《孟姜女故事研究》等四篇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可以说在理论上、方法上为半个世纪以后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孟德斯鸠之后的西方，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先后发表过若干文学地理学的言论或论著，但是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没有达到中国学者的水准。可以肯定地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水平遥遥领先于西方。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由于受苏联学术的影响而中断，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由于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与文化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中断了30多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再度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受地理学“文化转向”与哲学等学科“空间转向”的影响，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也再度兴起。 有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受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影响，这一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较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批学者如朱则杰、赵昌平、萧兵、金克木等人的论著中，根本就没有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影子。恰恰相反，他们从事这项研究是受中国传统文学地理学研究影响，尤其是受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和顾颉刚等人直接影响。他们的文学地理学论著问世之后，西方学术“空间转向”才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知晓，这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了。当然，西方学术“空间转向”对中国21世纪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有影响的。也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与西方学术“空间转向”的双重影响，中国21世纪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进而导致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本土的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