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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报告文学本身的问题。中国报告文学从引进到现在有一百来年，从早期民国时候夏衍的《包身工》，到新中国成立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告文学，是党和政府宣传政治信念、奋斗目标的重要工具，有对现实的批判，但更多的是歌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报告文学有了一些不满，质疑报告文学是不是成了广告文学？其实优秀的报告文学品质依然很好。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制约了报告文学发展。报告文学创作要到现场进行艰苦的采访，最重要的是要有核实。工作量很大，这使得很多写作者对这一文体产生畏惧，或者说使不上力。报告文学作家，需要政治、思想、艺术、社会等各方面的经验，这不是十七八岁的作者能具备的。 记者：在西方图书市场上最火的是非虚构作品，国外所说的“非虚构”，跟我们传统上所说的报告文学非常接近。但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依然是长篇小说独步天下。 何建明：在中国，人们对报告文学不满意，引进了非虚构的概念。实际西方非虚构有两种，一种是小说的非虚构，以左拉代表，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凭空捏造、想象，而是要接近生活。现在西方讲的非虚构，是指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公众现在觉得小说家越来越缺少想象力，小说没有现实生活精彩，非虚构反而更热闹，大家喜欢看。非虚构引进中国后，出现了文体问题。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被认为是非虚构作品，但“梁庄”这样一个地方却是虚构的。梁鸿很有思想，但她犯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中国现在的非虚构真真假假，成了虚构的非虚构。其实中国是“非虚构”的老大，从司马迁时候就有了。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不管科技、媒体如何发展，纪实的手段如何多样，报告文学依然有自身的文体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