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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台港文学研究者古远清 问：你在大陆和台港三地出版了《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近期又出版了《台湾新世纪文学史》，你受老师刘绶松的影响，写“史”似乎上了瘾。 答：鉴于我写的境外文学史之多，有人建议我改换门路，因为这些不成为“史”的著作，很容易被他们用后现代的非中心论进行解构。我不赞同“当代事，不成史”或否定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必要性。我的台港文学史写作，均是基于自己的史学意识和文学观念，对台港文学存在的一种归纳和评价，它们都富有强烈的当下性与现实感，这除了与学术勇气有关外，还由选题所决定。 问：有人认为《台湾新世纪文学史》用“史”命名，不如用“现场”一类的词好。 答：这是很不错的建议，不过，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史”并不神秘，何况《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前面有整体勾勒，有史的线索，有不少地方阐明了新世纪台湾文学与上世纪末文学的不同之处。不敢说已全面总结了台湾当下文学发展的规律，但起码描述了新世纪文学发展轮廓，其中不乏“两岸”框架下文学对象的经验总结。 问：你企图在新世纪的节点上，以历史文化的视角书写“台湾新世纪文学”，是否能得到台湾文学界的认可？ 答：我认为，如何认识“台湾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时间”中的意义，比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更为复杂。作为大陆学者，我更愿意把“台湾新世纪文学”中的“文学”看成关键词，只有这样，才能探讨中国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分流与整合，以及全球化视野下台湾文学的本土立场究竟有哪些变化，所谓“激烈本土”与“包容性本土”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问：《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反映了台湾社会剧烈变化中作家们的心路历程，特别是勾画了2000年到2013年台湾文坛的风云变幻，它除了开掘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新研究领域，也对台湾新世纪文学首次作出厘清和定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