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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现场》写出来以后，我憋着一股劲，非常期待全国的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看一看，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天津新港建得多好！一次爆炸，全毁了。 记者：写作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何建明：这本书我写得有些憋气，不是在写作过程中，书出来以后很憋气。我写作三四十年，这是唯一一本出来以后受到某地区某些部门的压力的书。他们没有认真看作品，一提起天津港爆炸就不想说。我能理解，但他们应该明白，今天这个时代，中国这么大，发展这么快，在大国崛起过程中难免出现问题。出问题后要有反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灾难，而不是窝着、掩着。看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成熟不成熟，不仅仅是看他对成就的肯定或者认识，还要看他对灾难的认识、处理能力。一周年、两周年、十周年，天津港大爆炸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反面教材，使我们对发展保持更清醒的认识，实现中国梦，不要让噩梦把好梦破坏了。 记者：在《爆炸现场》中，您集中笔墨写了大爆炸中消防队员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以及他们感天动地的英雄精神。或许有读者会质疑，您这是在唱赞歌，为什么不去追究大爆炸的内幕，比如腐败问题？ 何建明：追究腐败这个任务其实不是我能去完成的，而且我也完不成。我只是想谴责并诅咒那些为了赚钱而不顾他人生命安危的公司老板、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与职员，因为他们的贪婪、狂妄、粗心、麻木，最终酿成了和平时期这震惊世界的大爆炸，造成了对生命最严重的摧残。 《爆炸现场》有一个写作的核心，就是人如何面对死亡，其中有死亡来临时人们相互间的拯救，也有死者去世后所受到的尊重。在最后一章《最后的安眠曲》中我写到，有人死后根本找不到尸体，为了让亲人看到自己的孩子，死者是通过科技手段“造”出来的。让死者有尊严，这是最崇高的敬意。 我也有自己的尴尬。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听到，有两个牺牲的消防战士的母亲又怀孕了。因为这个事，我想了很久，写了一首诗。我写道：“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那天，我和战友赶到火场，还来不及反应，烈火便将我烧成了木炭。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那天你来到部队，抱着我的遗像，哭得天崩地裂，哭得倒了又起，起了又倒，你说，我是你的命根子，是你永远的小宝。后来，你小宝的我躺进了冰冷的墓地，每天守着恐怖的阎王，我好怕好怕。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突然现在听说你又怀上了一个儿，一个我叫他弟弟的儿，这消息像惊雷、像霹雳。我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妈妈，我是你的独生儿，你说我死了，我的家从此断了根灭了香，可是我现在在看你笑，我看到祖坟上的青烟又冒了起来。妈妈妈妈，我还是不是你的独生儿？”这件事我听了真是很心酸。不知道该怎么来表现这份情感。 《爆炸现场》，讲的是生命体验，生与死的体验。既是命题作文，也不能完全按照命题作文的意思去做，我不能把一件伤事说成喜事。 记者：有人说，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英雄只存在于神话和历史故事中。但天津港大爆炸，平凡的消防队员做出了英雄的壮举。您如何看和平年代这些英雄的精神价值？ 何建明：死亡是瞬间的事情。大爆炸所引发的冲击波，如果不是有障碍物，可以将一个一百五六十斤重的人抛出数百米远，也可以将人体炸裂成千百块。在这么恐怖的爆炸面前，我们的消防战士经受了生死考验，他们的所作所为撼天动地。但是，从精神层面看，他们还不是精神领袖。英雄概念，既是广义的，又是狭义的。有的人，可能因为一件事成为永远的英雄，比如黄继光，他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我的《忠诚与背叛》这本书，重写了红岩故事。《红岩》中甫志高是大叛徒，但真实的甫志高是怎样的？他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的。不过甫志高确实当过叛徒。他被出卖以后，受不了噼里啪啦的皮鞭抽打，招出了二十来个人。后来国民党把甫志高投入大牢，希望他能再招出一些人，可没想到在大牢里甫志高又被他的手下教育，从此再也不当叛徒。国民党气急败坏，最后还是把他枪毙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小说中，仍然把甫志高当坏人。我是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他曾作为英雄的一面。人是复杂的。我们可能瞬间成为坏人，也有可能瞬间成为英雄。文学艺术塑造的是给我们启示、具有精神意义、鼓舞力量的英雄形象。 记者：中国报告文学曾经有一个很火的时期，但现在似乎有点沉寂，读者对报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不满。您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建明：文学从神圣的高位到现在的有些边缘很正常。今天社会是多元的，报告文学如此，小说、诗歌同样如此。今天报告文学中精品力作依然存在，但社会在变，今天即使再优秀的报告文学，也只是众多的文艺作品之一，不可能成为全民阅读的焦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