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吟诵的式微与传承 吟诵源远流长，正如叶嘉莹所说“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吟诵之风与汉末以降的佛经转读有关。但吟诵大得盛行于世乃得力于桐城派的倡导。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在于桐城。桐城派古文家论文特重音节，皆主张从声音证入，因声而求气。刘大櫆《论文偶记》认为音节是“神气之迹”，“歌而咏之，神气出矣”。神气是玄虚抽象的，但文章的音节、字句是具体的、感性的，吟诵时音节的抑扬抗坠能传达出作者心灵的律动，入情入境地吟诵古人文字，古人营构的意象世界便活脱脱地浮现在眼前。 姚鼐论文亦根柢于音节，对古文的读法与风格有细致的探讨。他晚年在给陈用光的信中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又云：“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姚鼐认为文章的阳刚阴柔各有其造境，各有其声色之美。不仅要具眼（“观其文”），还得具耳（“讽其音”），落实到音节上，从声音证入以领悟美感的不同形态。曾国藩秉承姚鼐阴阳刚柔之说，付之于实践，编成《古文四象》一书传诵天下，其论隐承姚鼐“急读缓读”之法而来。张裕钊在总结桐城派声音之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因声求气”的理论命题，他认为文章的法度是抽象的，而音节是感性的、流动的，音节的摇曳变化，通于灵府，“因声以求气”，“讽诵之深且久”，即能深契古人精深华妙之境界。 桐城派吟诵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是唐文治。唐文治认为，文章之妙在“神气情”三字，并将吟文总结成十六字诀：“气生于情，情宣于气，气合于神，神传于情。”他的古文吟诵韵味十足、独树一帜，被称为“唐调”，1948年曾在大中华唱片公司出过读文唱片，风靡一时。唐文治晚年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多年，培养了不少国学人才，其中不少人擅长吟诵，如王蘧常、钱仲联、蒋庭曜等。 在桐城派的倡导下，吟诵在学界颇为盛行，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吟诵亦被视为糟粕而遭到废弃。大学语文教育不再有吟诵弦歌之声，朱自清曾不无惋惜地说，弃置吟诵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浪潮迭起，吟诵艺术亦得到了发掘，其魅力日益彰显。一些耆旧金针度人，积极地参与抢救、采录、传承吟诵绝学，并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渐呈中兴之象。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