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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学爱好者，往往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阅读原著之后，再主动搜罗和浏览围绕它的各种评论，倘若遇到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妙论，真乃读书的赏心乐事。回顾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文学评论，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是针对某部作品本身进行讨论。比如沈从文的《边城》，可以讨论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人性美，还可以讨论它的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特色、叙事手法和行文结构等。如果这个作家还有比较丰富的访谈资料，写了不少书信日记，其中多少闪动着创作的心得，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结合作者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历程，甚至他的其他作品，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就像八面围攻那般，对《边城》实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理解。 第二种是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脉络中加以认识。文学史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有百舸争流的作家流派，风起云涌的文学活动。当我们把巴金的《家》或鲁迅的《狂人日记》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脉络，就为它们提供了极为厚重而翔实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传承与突破的种种追问之中，更好地评定一部作品的地位和价值。 第三是运用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工具。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非常繁荣，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比如用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张爱玲和萧红的小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审视郁达夫的作品。 正如文学创作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文学评论也要寻找各种可能性。在这三种常见的文学评论之外，我找到了钱钟书，并从他开凿的学问深井中瞥见了富有启发的粼粼波光。他涉猎广泛，触类旁通，有《文心雕龙》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妙。当钱钟书为李商隐的《锦瑟》写下札记的时候，他不会局限在一个作家的作品里，也不是限定在中国文学史的框架中。他把作品放在世界文学和整个人文艺术的宝库之中。针对某种重要的文艺现象，《水浒传》中某段惊心动魄的情节，或诗人李贺某个充满原创力的奇思妙想，在这个视野开阔而资源丰盈的时空之中，找到与它相似和相通的内容，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借助精细的分析和总括的力量，对某个重要的文艺现象形成穷形尽相的认识；同时，就其中的具体个案而言，因为有来源如此丰富、又具备内在关联的各类素材的互相参照，在这种四面烛照之中，对某个实例的独特性形成更深刻的洞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