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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这是一部可多角度解读的小说，关于爱，关于罪，关于救赎，关于父辈。 张悦然：小说里的主人公，李佳栖和程恭，分别承担着祖辈和父辈的爱与罪。在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对于那是怎样的爱与罪并不清楚。我跟着他们一起上路，去寻找和发现。小说以他们的成长为线索，时间不断推进。但事实上，还有一条隐含的线索，是反向的，逆流而上，回溯到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到了后来，随着主人公一步步走向事件的核心，我渐渐看清了他们所承载的爱和罪的状貌。 在寻找父亲的故事的过程中，李佳栖交付了自己全部的热情，但它却无法兑换成任何实质性的爱的经验。父辈的历史如同五光十色的好莱坞片场，而她是一个在场外绕圈的无名演员。而在她自己的生活里，她倒像个旁观者，缺乏参与的热情，被真挚的爱情包围，却毫无觉知。 另外一个主人公程恭，则已经在和恶龙的缠斗中，变成了一条恶龙，开始碾压那些他认为比他更卑微的生命，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择手段。 这就是我的两个主人公的处境，他们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中，一个被掏空，一个被腐蚀。小说写到这里，一度停了下来。如果说，这个小说是两个我的同代人同历史的阴影这一无形黑暗力量的一次角力，那么到这里，我的两个同代人已经完败。 但我没有就此结束小说。我又带着它生活了一些时间。完败之后的李佳栖和程恭，还要继续活下去，还会遇到新的人，还会得到新的启示。砍伐过的树木，只要根系没有断，还会长出新的枝桠。当我往下写，才意识到角力的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坍塌以后会不会有一场重建。接近尾声的时候，陈莎莎和殷正这两个人物的出现，对于程恭和李佳栖来说，可以算是一次挽救和松绑，也是照亮这个小说的一盏灯。 一些希望好像被注入了小说。但这并不是我的努力，而是生命的魔法，时间的意志，失败上也会长出希望。 读书周刊：处理父辈和自己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母题，比如鲁迅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 张悦然：因为我在很多小说里都会写到父亲，所以，我和父亲的真实关系常常备受关注，大家会问，你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父亲挺正常的，是一个世俗意义上挺优秀的人，和小说并无多大的关联。 小说中的李佳栖，很想把爱放在父亲身上，但父亲对她的爱一直没有回应。这个象征着权力、代表着束缚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个崩坏的、孱弱的、摇摇欲坠的父亲，女孩没有办法把爱安置在这样一个父亲上，这个父亲没有办法让她站稳。后来父亲死了，女孩沿着父亲的道路，追溯父亲的历史，重建了一个父亲，重建的父亲特别高大，她终于可以把她的爱放在这样一个父亲身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假象，是不是一种谎言，但把爱放置的过程，可能是我们和父亲的一种对话，一种和解。 张悦然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葵花走失在1890》《誓鸟》等清新之作，靓丽文坛。在新概念获奖作家民意评选中，被评为“最富才情和最受欢迎女作家”，亦是迄今为止唯一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华语作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