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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他收到录用通知，编辑还夸他写得好。但又没过多久，他收到编辑的来信，上面说：“这个小说的调子还是太灰了，我们可能暂时没办法发表。” 一场空欢喜，我爸就把退稿扔到了抽屉里。他说他后来又写过别的小说，调子也很灰，都没能发表。在他那个年代，恐怕他也写不出什么明亮的东西。 后来他就毕业留校、教书，我就出生了，他的书桌被婴儿床代替了。他没有再写作。 如果不是我从事写作的话，他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这个故事了。有一天，他跟我“嘚瑟”：“你知道吗，我也写过小说的。”然后就开始跟我讲这个故事。 读书周刊：故事是在听到的那个瞬间就打动您的吗？ 张悦然：没有，其实我当时特别失望，觉得没什么特别精彩。 可是，一天一天的，我发现这个故事来到了我的心里，我不停地思考：在那个医院大院里，那些人的后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会不会相遇？会不会相爱？ 渐渐地，这个故事成了我必须要写的、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东西。 决定写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去做了一些调查，查阅那起凶案留下的所有记录。我也回到了那家医院，那家医院也正是我出生的医院。在我出生的时候，这个植物人还活着，可能就在我隔壁的某个病房里。也就是说，我们曾在某个时间离得特别近。 在写的过程中，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这个植物人微笑的脸，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他。 写下这个故事，对于他、对于他的家庭，也许无太大的意义，因为不会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对后代的人来说，特别有意义，这个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怎样从坍塌的精神废墟上去重建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