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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是陕北高原常见的一种野花，也叫山丹丹花。《山花》，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县级文艺小报，自1972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45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变成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山花》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这个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罕见的“作家县”。从延川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中，有亲自培育《山花》成长的谷溪，有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声国内外、摘取茅盾文学奖的路遥，有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逍遥之乐》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史铁生、陶正，也有诸多的后起之秀…… 一个文化奇迹 “延川好，宝地不多得，黄水长流入大海，山花浪漫遍全国，人才辈辈多。”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曾赋词赠《山花》。 地处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文脉充盈、人才辈出。陕北俗语有“人出两川”之说，其中一川就是指延川。1969年1月，2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县插队。北京知青与当地文青交流、融合，点燃了文艺的激情，形成了热烈的文学群体。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作编就诗集《延安山花》，于1972年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受到广泛欢迎，先后累计发行达28.8万册。延川县以诗歌创作一跃成为当时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之一。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们借着《延安山花》的成功东风，一鼓作气，在1972年9月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这是一张16开4版、铅字印刷的小报。 这张文艺小报，主要承担文艺苗圃的功能。据《路遥传》的作者、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介绍，路遥是在《山花》上破土拔苗、崭露头角的典型。他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的。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路遥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平台上积累文学营养，为以后的文学腾飞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有资料统计，由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经过文化交融，共同成长起来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影响的有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厚夫、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认为，延川的文学盛况与《山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对于土地和人民的信念 “认真研究‘山花现象’，研究延川知青作家群，研究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研究他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当年路遥、史铁生、陶正等本地知青和外来知青，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放飞理想和青春。他们不仅相互切磋，从彼此身上获益良多，也从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获益良多。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们提供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关怀照料，还有精神上的根据地。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李敬泽说，“对于人民的信念，对于我们土地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这代人身上。他们一方面是心怀世界的，饱含着对世界、对人类的整体性关怀和责任。同时，他们也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 诗人觅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如此翻来覆去，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曹谷溪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诗句，经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从此，觅程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发生在“山花作家群”身上的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曹谷溪回忆，路遥起初发表作品时，还很幼稚，曹谷溪告诉他：“你能超过我。”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投给《山花》的第一首诗，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几句原诗；她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曹谷溪推荐给出版社的。“通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对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曹谷溪说。 经过45年的风雨历程，《山花》继续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的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地方性文学期刊的首要任务是培植当地的文学新人，推动当地文艺繁荣。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白烨说，“《山花》保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