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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一仆二主，须有敬畏之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林纾和严复两位大师是译界先驱，已经在翻译上走出了一条路。那么后来者…… 陆建德：后来当然完全不一样。“五四”之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人从事翻译，包括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郑振铎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是既从事创作又从事翻译。那时候的作家不少人都留过洋，会外语的也多。加上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现代汉语已经变得跟西方语言很接近，翻译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现代汉语比较注重语法，也比较西化。鲁迅先生在翻译外国作品时，还故意保留原有的语言风格，希望通过翻译改变思维方式。直译让汉语的句子变得比较欧化，也凸显出某种陌生性。那时的译者，学养深厚、汉语和外语都有很深造诣的不在少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是相当严谨和有质量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译者到编辑，态度都特别认真。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总量很小，跟现在完全无法相比，译者和编辑对一本书可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而现在有版权期，几个月就得译完。另外那时翻译报酬也比现在要高，傅雷等人专事翻译就能养家，叶水夫译了《青年近卫军》能买一座四合院，当然那时四合院也比较便宜。但无论如何，译界先贤和前辈对待文学翻译那种敬畏和认真的态度，值得现在的年轻译者学习。 黑马：这点我深有感触。在过去20多年中，我有幸采访了30多位前辈翻译家，包括萧乾、冯亦代、叶君健、杨宪益、杨绛、英若诚、傅惟慈、吕同六、李文俊、飞白、劳陇、杨武能等。聆听前辈的教诲，如同上一堂又一堂的专业翻译课和人生历史课。他们对所翻译的作家作品都是敬畏的，如杨绛在文章里所说，翻译是一仆二主，既要吃透原著对得起作者，又要能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让中国读者满意。所以这些老翻译家工作起来总是殚精竭虑，过的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日子，译稿总是改来改去，就是为了求得译文的准确和贴切，让“二主”都满意，当然自己在这个求索过程中也就获得了洗礼和锤炼，对自己学术良心的锻造也是一种必需。听这些人谈心得体会，不能不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傅惟慈先生在其临终前两年曾在给我的书上题词说：“翻译这潭水要多深有多深”，因此一辈子都加着小心。他这是至理名言啊。我记得自己最早翻译《劳伦斯传》时，刚刚研究生毕业，自我感觉还不错。但经过我的老师劳陇校订时一改，就把我仅仅是翻译“对”的句子改成了“好”的句子。如我翻译的“被世界拒斥的人”，被老师改成“世界的逐客”。这就是浅水和深水的区别。杨绛先生曾说过，翻译完后要再进行一次“点烦”，去掉啰唆的词句，使句子凝练隽永。有时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个版本，字数会差很多，多数人就是省却了“点烦”这道工序，翻译出来的句子冗长啰唆。 刘锋：作为出版从业者，最大的幸运，就是有机会接触到有意思的人和书，自然也会有幸碰到不少出色的译家，其中不乏令我敬仰者，如黑马提到的傅惟慈先生。而对我本人文学翻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力冈先生。他译《查米莉娅》的经历，是一段译苑佳话。力冈先生朴素地将一个文学译者的素养要求，概括为“敏锐的美感，细腻的文思”，说的是文学译者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达力。这十个字，我一直作为箴言。理解文学作品时，审美感悟力要强烈而敏感，词语的丰繁语义与声响，句子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段落的起承转合与左牵右连，语义及逻辑上的前后呼应，有时句子或段落的某个位置、某个词语或声响会成为一道光，照亮这一页、几页甚至整个文本，这一切，一名合格的文学译者，不仅要敏锐地感受到、捕捉到，还要如蚕吐丝般一一传达出来。我发现，优秀的译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翻译的敬畏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