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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那“富于弹性的文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严复生活的清末民初，西方文学作品及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译者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陆建德：严复和另一位福建人林纾（即林琴南）都是大翻译家，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说。他俩也是好朋友。鉴于晚晴时期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他们都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来启发民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选择文本上，自然也服务于此目的。 林纾第一部翻译作品是小仲马的《茶花女》，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8年首次出版），效果就特别好。为最大限度地避免读者的阅读障碍，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他没有全文照译，而是适当增词、删减或改写，在内容上有所取舍。在林纾和严复的时代，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特别大，用什么词汇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个问题。林译用一种“自由式古文”，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富于弹性的文言”，描绘了茶花女的生活和感情，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很多人读了小说都哭了。在翻译《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他也是有所取舍，如把基督教的内容去掉，以“爱国保种”取而代之，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译”了。 陆建德：这样容易被国人接受。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注意到了不同文化语言的互相磨合，注意到了要让中国的读书人感到舒服，注意到了效果。所以说，林译小说比较对中国读书人的胃口。正因为如此，林译小说对一大批近现代作家文学倾向的形成、文学道路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朱自清、钱锺书等人都有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周作人就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译文。” 陆建德：再说严复。与林纾不同，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多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其《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只是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翻译时也是有选择的，甚至有所发挥。在当时民族存亡的关头，《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严复译介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书名也没按原文直译，而是意译为《原富》。有意思的是，他将Economy（经济学）译成“计学”。当时他做这些选择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社会科学方面大量的双音节词汇都是来自日本，严复从古文中挑选的翻译词汇，现在流传不多。他对中外的差别是特别敏感的，一直强调中国社会改革的长期性，尤其重视教育的作用。严复对英美政治、思想和文化有些方面的认识超过了“五四”时期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称严复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陆建德：除了严、林二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值得一提，就是章士钊。他在清末民初对译学理论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章士钊在1910年发表了《论翻译名义》，“讨论义译、音译之得失”。后来又发表了《论逻辑》《释逻辑》，指出日本人将Logic译成“论理学”，严复译作“名学”，还有人译作“辨学”，都不如严复原来所译后又放弃的音译“逻辑”。章士钊认为翻译西方的新术语，应准确涵盖其全部意义，如果“义译”达不到，不如取其音译。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他极力主张的“逻辑”的译法，也为我们沿用至今。 陆建德：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那个草创阶段，翻译是比较灵活的。像林纾的译文确实很“达、雅”，但在“信”这一点上似不能过于追究，因为每个时代的理解都不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