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年来随着文学创作繁荣,文学批评看上去也势头兴旺,评论家雷达最近一篇文章,则指出关于文学评论的议题,每隔几年就会兜圈似地重新讨论,但多是原地踏步。您对此如何看?为什么造成了这种理论建构上的原地踏步? 谢有顺:近年批评界的成果多是作品论,缺乏理论深思与理论概括的能力,即便有关于批评自身伦理与边界的思索,也不过是质询批评是否还有批判的勇气、是否收红包之类,都是浅层次的问题。批评失去了思想的风采,就不会有任何理论建构的可能。批评理应是思想的武器,所以,批评家应该多读哲学、思想著作,通过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获得理论重建的可能。 记者:除开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我们是否有自己根植于历史中的文艺批评传统?如有的话,您认为其中可取之处与目前未被重视之处在哪? 谢有顺:中国有自身的批评传统,但未受重视,一是知人论世,二是评点式的鉴赏。这都重在生命的体悟与投入,是一种有体温的精神对话。没有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会有体温、有文采,批评作为一种学问,就更谈不上能贯通天地和人心了。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仅仅为知识所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