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和地域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景观是表层和外观，地域文化风俗是中层，地缘文化性格是核心和深层放射源。对地域文学的深入开掘，则应从地域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层层深入，最终发掘其文化性格。
    ●刘绍棠小说发掘了燕赵文化性格，在新时期作家中，刘绍棠是对燕赵地域文化罕有的深入开掘者。
    ●关注民族、地域文化已成为文坛的共识，无论表现什么样的生活，都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无形的巨手。
    今年3月，是刘绍棠辞世20周年的日子。刘绍棠这批“文革”后复出的“五七战士”，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以井喷式的创作在文坛掀起接二连三的轰动效应，从而成为引领文学发展的弄潮儿。而今，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仅要纪念他们，而且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创作成就和经验，从而作为今后文学发展的资源和滋养。今天,我们已与他们当年的创作拉开较大的历史距离，在较长的历史背景上考察他们的创作，可以得出更加理智、客观的结论。
    其一，创造出集大成式的文学语言
    孙犁说：“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恣肆汪洋。”轻易不称赞别人的孙犁，对绍棠的小说语言连用三个形容词：“甚多”“很深”“非常丰富”，可见其赞赏之至。“恣肆汪洋”的概括也极为准确。我曾将刘绍棠的小说语言树立概括为：（1）多声的音乐美：以四、六句为主体句式，从而形成鼓点般跳荡节奏的音韵主调，同时加入较长、较短的句子进行音韵调整；（2）多样的色彩美：以红和绿为语言色彩主调，同时又有橙黄青蓝紫，色彩斑斓；（3）多姿的形象美：不仅追求用字、遣词、造句的形象美，而且设置特定的语言情境，形象地塑造人物。正是这种“多声”“多彩”“多姿”，形成语言风格的“恣肆汪洋”。“恣肆汪洋”风格的背后，是丰厚的语言根基和丰富的语言资源。
    刘绍棠小说的语言根基，一是京东农民口语，这是其文学语言的主体。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划右”后又在农村生活二十余年，具有很深的农村语言根基。二是古典文学语言。他对古代小说、经典名著之外，轶事、志怪、言情、武侠、公案等无所不读，还涉猎各种散文如诸子、史传、《史记》、六朝散文，各种诗词如历代诗、词、曲和辞赋等，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其三是民间戏曲和说唱艺术语言。他酷爱京剧和各种戏曲，喜听评书、小曲、大鼓等各种曲艺，深谙其语言的韵律感和音乐美。四是外国文学语言。他自认为“读外国小说比读中国小说多”，欧亚美小说无所不读，写小说从啃俄苏文学起家。这种语言根基，几乎涵盖了文学语言资源的各个方面，带有集大成性。刘绍棠语言的集大成性，不仅在于资源之广，更在于将这一切化入自己的心理机制，熔铸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刘绍棠说：“我运用农民口语时，常常以古典诗词和散文为师范，斟字酌句，推敲规整；希望能够多一句不说，多一字不写，句子要短，字要精当。”这是对古典文学语言和农民口语的“化”。刘绍棠还有各种各样的“化”。整体看，刘绍棠小说语言以京东农民口语为基础，用古典诗词文赋语言规范去炼字、炼句、炼意，以民间说唱艺术语言去润色音韵，加强表现力，并借鉴外国文学语言细腻、深刻之优长，熔铸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如《蛾眉》写道：
    这一方，上京下卫，小伙子娶媳妇难，难于上青天。花枝一般俊俏的姑娘，好比彩云追月，鸟飞高枝，不是心向北京，就是眼望天津；剩下的不那么水灵秀气的柴火妞儿，开口一要彩礼，也能把人吓出一溜筋斗。
    地道的农民口语，被规整得凝练而含蓄；嵌入的古诗句，衔接自然，情趣内蕴；说书人的口气，铿锵的音韵，朗朗上口；化用古代辞赋的骈四骊六，铺张扬厉，对仗工整，更增澎湃的语势。令人称道的是，最雅的古诗句“难于上青天”和最俗的农民口语“吓出一溜筋斗”相辅相成，相映成趣。可谓广纳熔铸，厚积薄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集大成而何？关于外国文学滋养，如1950年代的《瓜棚记》：“夏夜，运河南的瓜园里洒满乳白色的月光，闷热的南风吹得瓜架发出簌簌的幽响，浓郁的瓜香气弥漫着整个瓜园。”其旋律多么像优美的俄罗斯民歌。1980年代的中篇《村姑》，开头一段120余字竟是一个单句。前边80余字由四个动宾短语组成，最后一个动宾短语的宾语又是一个复杂的动宾词组，它的宾语带有由动宾词组、主谓词组和名词组成的七个定语。这一切不过是单句的状语。后边30余字，才是单句的主谓宾语，宾语又是一个由动宾结构作主语的主谓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欧化的长句。但有人却批评刘绍棠对外国文学借鉴不足。个中原因，我以为刘绍棠涉猎的外国文学多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20世纪苏联文学。一则这些作家的风格已为中国文坛所熟悉，加之绍棠的融会之功，人们已浑然不觉；二则绍棠的古典文学功力太深厚，深厚到淹没前者的程度。简言之，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少了些。须知，绍棠创作的发轫期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传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仅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对现代主义可谓“不知有汉”。对绍棠语言借鉴的不足，似无须苛求。在同龄作家中，他的借鉴已是佼佼者。
    刘绍棠的语言根基是对前辈作家经验的承继和发展。赵树理发掘山西农民口语的语言魅力，融会民间说唱艺术的语言营养，形成独步文坛的语言风格。柳青则在山西农民口语的基础上融入欧洲文学和古代文学元素，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刘绍棠踏着前辈的步伐，将各种语言资源冶铸得更为丰富、深刻。例如，他对辞赋语言的融会在小说界便有些“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歌方面有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这一切又成为后辈作家的艺术滋养。如贾平凹的语言资源便有商州农民语言、古代文学语言、外国文学语言（主要是拉美文学、日本文学）等。他对古代文学语言的借鉴又有自己的特色：常常变现代语言的双音词为古代语言的单音词，形成语言的迟涩感。
    其二，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开掘
    地域文化的结构层次分为：地域文化景观、地域文化风俗和地域文化性格。地域文化景观是表层和外观，地域文化风俗是中层，地缘文化性格是核心和深层放射源。对地域文学的深入开掘，则应从地域的文化景观、文化风俗层层深入，最终发掘其文化性格。本文拟从刘绍棠小说的文化风俗说起。具体讲，是从地方戏曲说起。京东最有影响的戏曲是京剧。通州是戏曲之乡，刘绍棠从小就是个戏迷，最迷的是京剧。9岁随父到北京小住，看了马连良、谭富英、程砚秋、荀慧生、张君秋、叶盛兰、赵荣琛、杜近芳等名家的数十出戏。对京剧就更为痴迷。这一切融入他的深层心理，形成他的精神血肉。他的小说带有丰富的戏曲元素。如《蒲柳人家》写何大学问“面如重枣”“一副关公相貌”，柳罐斗是“活赵云”“赛平贵”；《瓜棚柳巷》中描写柳稍青和柳叶眉杀死仇人、抗日离家的情境，使人想起《打渔杀家》萧恩父女的报仇离家；《碧桃》写碧桃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独守村边茅屋22年等待戈弋，使人想起王宝钏的十八年寒窑……
    刘绍棠小说的人物形象，几乎都可找到与京剧行当的对应关系。如《蒲柳人家》对应的行当便有：何大学问（红生）、柳罐斗（武老生）、周檎（小生）、何满子（娃娃生），一丈青（武老旦）、云遮月（花衫）、望日莲（小旦）、豆叶黄（彩旦），吉老秤（副净），花鞋杜四（鞋皮丑）、麻雷子（鞋皮丑）……《蒲柳人家》的舞台可谓“角色齐全，文武代打”，正如林斤澜在《写在〈蒲柳人家〉之后》中说的：“人物的唱念做打，文友谈情说爱，斗嘴吵架，软说和，硬做媒；武有镰刀长鞭，鱼叉铁拳，旱地上的黑旋风，水里边的浪里白条……”
    仔细梳理，刘绍棠小说的旦行形象，正旦有花藕娘、香翠儿、灯草儿、蓑嫂、云遮月、水芹、碧桃等，小旦有望日莲、花碧莲、旱莲、杨天香、翠枝等，武旦有一丈青、武大师姐、春柳嫂子、柳叶眉、陶红杏等，彩旦有豆叶黄、狗尾巴花、五月鲜儿、秦办、锦囊娘子等。
    其生行形象，武老生（红生）有何大学问、叶三车、桑铁瓮、柳稍青、谷老茬子、老虎跳等，小生有周檎、阮碧村、吴钩、叶雨、艾蒿、戈弋、柳岸、蔡春井、俞文芊、邢春塘等，娃娃生有何满子、摸鱼儿、小芝罘、春闹儿、伏天儿等。净行形象有秋老虎、谷大顺、牛脖子、邵正大、黄金印等。丑行形象有于二甲子、麻雷子、花鞋杜四、汤三元子、连阴天、花狗、白苍狗子、杜小铁子、苗小秀子等。
    在这些形象中，最叫座的有两类。一是旦行中的正旦形象，她们饱经磨难又有顽强生存精神，各有各的命运，各有各的悲剧，其性格或狡或直或柔或奇或痴或韧，均鲜活生动，个性鲜明，但有共同的道德品格：多情重义，她们用这种精神，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理想与未来。二是生行中的武老生形象，他们经历丰富，眼界开阔，是运河碳钢铸铁般的男子汉，作家将他们置于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的漩涡，无情拷问他们的灵魂，剖出他们侠骨中的“柔肠”，从而使他们成为个性鲜明的“圆形人物”，他们共同的道德品格是豪侠仗义，以其安身立命，打造自己的人生之途。女人多情重义、男人的豪侠仗义正是古燕赵大地上生出的文化性格——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具体表现。
    燕赵大地由北而南依次为高原、山脉、丘陵、平原。高原上自古生活着游牧人，平原上生活着农耕人，古燕赵便成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其社会结构则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对峙和交融，这就导致胡汉间的相互征战，残酷杀戮，在征战中统一，在杀戮中融合。燕赵自古是胡汉征战的前线，古燕赵的历史便是一部胡汉征战交融史。在几千年的征战交融中也就诞生出众多豪侠勇武、慷慨赴死的豪杰与英雄。如此，燕赵文化性格中虽然既有游牧人的粗犷勇武，又有农耕人的文雅平和，但更偏向阳刚。“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文化性格便由此而形成。
    刘绍棠小说不仅发掘了燕赵文化性格，还在他的绝唱《村妇》中描写了其形成过程，将近2000年的胡汉交融史浓缩在20世纪匈奴后裔刘姓家族四代的更替变迁中。第一代年轻胡刘的族长汉根偷抢汉刘女儿玉儿（后仿昭君改姓王，名胭脂）成亲，隐喻胡汉和亲的原初历史；汉根与胭脂生子金童，长大后自称“刘二皇叔”，这位胡汉交融的产儿刚烈豪爽，流淌着匈奴人桀骜勇武的血液；第三代金榜文而儒雅，进一步汉化，生死关头却显出祖上的刚烈遗风；第四代牛蒡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但坎坷的命运并未消弥他的“蛮性”，占主导的还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家国情怀和忧患精神。如果第一代隐喻胡汉交融的“原初历史”，第二、三代隐喻其“后世发展”，第四代隐喻其“现实形态”，那么，本书的描写便浓缩了一部胡汉对峙交融史，也显示着燕赵文化性格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在新时期作家中，刘绍棠是对燕赵地域文化罕有的深入开掘者。
    其三，开地域风俗小说之先，引领寻根文学潮流
    1979年2月，刘绍棠的短篇小说《地母》在《北京文艺》发表，并未产生什么反响，王蒙诙谐地说：“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你还是写你的运河、小船、月亮、布谷鸟……田园牧歌。”对于这种坦率而不客气的意见，刘绍棠却视为知音。他似乎从王蒙的话中获得灵感，1980年1月便写出反映北运河风俗民情的代表作《蒲柳人家》。之后又写出《瓜棚柳巷》《花街》《渔火》《鱼菱风景》等，被称为京味乡土小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天才作家的感悟常能引领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邓友梅1981年3月写出《寻访画儿韩》，之后又写出《那五》《烟壶》等，被称为京味市井小说；汪曾祺1980年8月写出《受戒》，后又写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被称为苏味乡土小说；陆文夫1983年写出《美食家》，后又写出《井》等，被称为苏味市井小说；冯骥才1984年始写出《神鞭》《三寸金莲》等，被视为津味市井小说；乌热尔图1983年写出《琥珀色的篝火》，后又写出《七岔犄角的公鹿》等，被称为黑土地小说；张承志1982年发表了他的草原小说的代表作《黑骏马》……这是一批天才作家，他们汇集成一个地域风俗小说潮流。其声势和影响虽不及此前的伤痕、反思、改革小说，也不及此后的寻根、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现实主义小说，但却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它不仅较早摆脱了“文革”的浓重政治化遗风，而且也与当时的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拉开距离，率先进入风俗文化领域。这是富有民族色彩和审美品格的领域，也是极其广阔的领域。风俗文化的表层是文化景观，其深层则是文化性格，实际是民族乃至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它保留着民族、种族的先祖族群一辈辈积累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时间跨度达数千乃至上万年，空间跨度涉及民族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经验构成现实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深层的价值取向和生存依据；它们像一只无形的巨手，规定和制约着当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地域风俗小说的描写虽然还主要着眼于地域的文化风俗，却为深入地域文化性格开辟了道路。
    从以上列出的创作时间表看，刘绍棠无疑是地域风俗小说的领跑者。此时，他对自己的创作已有清醒的定位：“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为此，他提出在家乡深打“一口井”的主张：“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我退而经营9.6平方公里的乡土。”“儒林村就是我的创作源泉。”
    地域风俗小说引发了1980中期的寻根小说潮流。这是一个有系统理论建树和辉煌创作实绩的文学潮流。其主要思想是，文学的根在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包括规范的官方经典文化和非规范的民间文化，文学的根应扎在民间文化中，作家应关注民间的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从中发掘丹纳《艺术哲学》所说的人的特征的“第三层”，即“可以存在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屹然不动”的文化心态。这就形成寻根作家对地域文化的深层开掘，如贾平凹的“商州小说”对秦文化的开掘，韩少功对楚文化的开掘，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对吴越文化的开掘，莫言的“高密小说”对齐文化的开掘，乌热尔图对草原文化的开掘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家乡深挖“一口井”，并掘井及泉，较地域风俗小说大大前进一步。
    到1990年代，寻根小说作家们又汇入新历史小说潮流。在这里汇合的还有新写实小说作家和先锋小说作家。对新历史小说虽然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应当肯定：新历史小说家们以民间文化视野观照历史，民间视野包括百姓的世俗观照和在野文人的无为观照，前者体现的是民间的生存意识，后者则是儒、道的道德意识的在民间的体现；这就导致他们对民族、地域文化的关注和发掘，寻根小说家自不必说，新写实作家产生了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先锋小说家出现了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苏童的“红杨树系列”，等等。
    时至今日，关注民族、地域文化已成为文坛的共识，无论表现什么样的生活，都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无形的巨手。李杭育曾说：“一个好的作家，仅仅能够把握时代潮流而‘同步前进’是很不够的。……他眼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浑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这呼唤是那么低沉、神秘、悠远，带着几千年的孤独和痛苦、污秽和圣洁、死亡和复活，也亢奋也静穆，隐隐约约，破破碎碎，在那里招魂似的时时作祟。”当年以揭示现实社会矛盾冲突著称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而今深感到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无形巨手对现实生活进程的潜在影响，他的《麦河》描写农村现实的土地流转，却又发掘着传统的小麦文化、土地文化，并采用能与死人通话的盲艺人的叙事视角，以月相变化结构作品。这使得作品具有了文化的厚重感。
    这些成果自然来自新时期以来一代又一代作家们的辛勤实践，来自对世界文学诸如福克纳、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等巨匠的汲取与借鉴，来自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等老一辈作家的率先垂范，然而，刘绍棠和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等才华横溢的作家的筚路蓝缕，更有不可磨灭之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