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是当代文坛的常青藤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习作者到后来被官方经典化了的大作家，尽管身份、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她一直笔耕不辍，左手精神超越、右手世俗沉潜，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始终同步成长，长久保持着寻求突围的竞技状态，因而成为当代文坛的标杆人物，这已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长期以来，学界精英乃至更为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大多难以自拔地运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上海与女性、市民阶层与日常生活等种种既定阐释模式，对其小说进行长篇累牍、陈陈相因的分析言说，以致当突然面对《遍地枭雄》时，却只能几乎集体静默失声。毫无疑问，《遍地枭雄》陌生化的话语风暴和传奇性的情节铺陈，潜在满足读者审美期待的同时，也成了游离研究者思维经验之外的小说文本。最早对这一异质文本进行研究的当属王德威先生，这位擅长妙悟点评的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声称《遍地枭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来的重要突破”【1】，并率先和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进行文本关联。后来不少研究者以“乡下人进城”的切入角度言必称《骆驼祥子》，这种对于他人研究成果不加辨析、直接承袭的治学态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有限的代表性观点还有认定小说是自《阿Q正传》后“对国民心性作了最深刻的表述”【2】，“开始告别‘众生话语’/‘麻雀视点’”、“可能会开启王安忆创作的新路向”【3】，这些见解自有其合理性一面。至于“成长叙事”、“类似流浪汉小说”之类脱离文本的研究观点，不过是王德威说的微言大义，不可谓不一叶障目。如果我们不再唯海外汉学马首是瞻，在文学史的框架背景下真正去深入把握《遍地枭雄》蕴藉的真实与荒诞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不同以往的、更加贴近小说文本的重新认识。
    文气、王气、暮气：话语魔咒的魅惑与解除
    《遍地枭雄》故事架构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来自上海城乡结合部的青年的哥韩燕来，在平安夜出车时遭遇退伍兵“大王”和蜘蛛侠“二王”、黄牛党“三王”三个非典型劫匪劫持，后来却与之相濡以沫、进而自愿入伙，直到一年后的平安夜被警方抓捕归案、重返上海。我相信，对于读者或者研究者来说，小说是不是由某一出租车劫案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虚妄性和艺术写实性的融合程度。出租车劫案中的劫匪意在求财，只要没有遇到特别反抗，一般不会冲动杀人，也不会带着被害人满世界跑，这是日常生活的显在逻辑。但王安忆正是突破思维定势去展开她的自由想象，小说从第五节起进入了正题，这伙并非乌合之众的另类劫匪居然就真带着韩燕来上路了，正如小说后记所说，将他“从常态的生活里引出来，进入异样的境地”【4】，故事叙事由此进一步展开。
    《遍地枭雄》故事叙事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大王”汪洋恣肆的话语讲述。面对韩燕来在车上不停地以小动作来反抗，大王犹如圣灵降临一般，给他讲述“四面楚歌”、“空城计”、“草船借箭”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言说重心都在不战而胜的攻心计谋上。用“辩才”大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主张暴力，取人性命是最下策”，“有识之士讲的是攻心”。这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布道。随后，他又用物质不灭定律的理论引发出卖车分钱的后续计划，一句句“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我们的命运就绑在一起了”、“我们的自由是连在一起的”，让韩燕来产生仍是自由身的自我暗示，就此变成“毛豆”。在接下来浪迹天涯的冒险经历中，大王继续开讲，向毛豆灌输“契约的时代”“契约遵守与权威确认”这一时新理念。结果，毛豆先后4次错过呼救逃脱的宝贵机会。小说对此的解释是“大王这个人，就是奇怪地散发出这样一股子权力的魅惑”。我们知道，话语即是一种权力。显然，是大王的话语魔咒产生了明显效果。在毛豆眼中，大王“大约也不过二十三四岁”，“他脸上有一种思考的表情，这使得他的眉，略微蹙起来，咬肌则有些紧，腮帮的线条就硬了，成了见方的脸形。也是由于思考的缘故，他的眼睛也比那几个要亮和锐利，在微蹙的眉毛底下，看得很深远的样子”。这哪里像是带有暴戾气息的抢劫犯？分明就是文气盎然的思想者！大王只有初中学历，但在某警备区服役5年，空闲时间全用来读书，还擅长诡辩，有过舌战大学教授的颇令其自负的经历。他崇尚王者之气，对唐太宗、成吉思汗、朱元璋这些风流人物的风云历史念念不忘；他胸怀天下，向往“大隐隐于朝”的韬晦生活，老家新房家徒四壁，却挂有世界地图聊以自慰。退役后，大王回浙西农村当过3年笋农、又在安徽做过轿夫。他认定女人妨碍自己建功立业，便外出跑单帮、不再回家；尽管如此，还是收获了妻子“这是个一诺千金的人”的评价认知。这“一半向着虚无，另一半又向着现实”的尴尬处境，导致他“高不成，低不就”。他向毛豆解读所谓“强”就是“一为勇，一为谋”。“勇”即“思想的狂妄”，“谋”即“合纵连横”，王气已成大王的心魔。他犹如耶稣附体，两度宣讲“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意在救赎毛豆。“三生石”的历史典故，既是故人重逢的明显暗示，又是命运定数的隐蔽言说。大王“自信心十足”，深知“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却又在带领毛豆们潜伏废弃矿山期间鬼使神差地回了一趟老家探视妻儿，以致暴露行踪。在一片暮气肃杀的荒凉气氛中，大王的话语魔咒终被解除，精神漫游结束。几天之后的平安夜，警方收网缉捕，大王从地理的废墟走进了人生的“废墟”，连同他的毛豆等弟兄们。
    实话实说，在王安忆不能自持地纵情讲戏之中，的确成就了一段颇有劲道的传奇故事，我们不能不对作家天马行空的审美艺术想象力叹为观止。但当我读过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石门呓语》、《石门绝唱》【5】之后，我对《遍地枭雄》的把握自然有了别样的参照路径。由于可被理解的特殊原因，要从阅读史、创作经验谈之类文字中去发掘作家之间精神往来的实证材料简直没有任何可能。因此，最靠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文本的相似性上去对两者做比对研究。
    尤凤伟的“石门系列”是由上述三部中篇小说和《金龟》、《泱泱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玉珠是唯一贯穿始终的出场人物（《泱泱水》中的“七姐”不过是其转世）。七爷率一干土匪制造了惨无人道的灭门劫案，将万念俱灰、“只望早死”的玉珠俘获上山献给不贪财、只好色的匪首“二爷”，夜话故事由此开始。面对一心寻死的女人，二爷让她节哀顺变，两次表示“不杀女人”，然后持续展开心理攻势：先是以叫化子得寸进尺要饭为话题——“叫化子要了人家的东西又要了人家的善心，强盗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善心，心安理得，轻松自在”——去论证土匪存在的合理性，让她“不得不承认他脑袋里有许多叫人惊奇的怪念头”；继而以“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为由，取消了土匪的非法性；再以“女人个顶个都是贱货”去突破玉珠的思想防线、消解其女性尊严。当这些言说都无效时，二爷又提议让玉珠杀了自己再出逃，明知道这绝非惊恐未定的大家闺秀所能为。这是头一夜，二爷无功而返。第二夜，二爷毫无保留地向玉珠倾述自己从富家子弟阴差阳错成为庄户孩子继而落草为寇的身世经历，事无巨细地讲述因无法出示信物长命锁而引发狠心父亲不相认、又如何“永不归家”进而从精神上虐杀了自己亲生父母的连环故事，重点强调自己从说服船老大交出长命锁一事中获得的“终生难忘的启示”，就是——“不能用武力或用武力达不到的目的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达到，那就是话语”。第三夜，二爷继续动用他“口若悬河的功夫”，诉说自己和小夫人的过往情史。当年为保其母子平安，他再度动用话语去蛊惑当时的匪首匡老头，力陈各种利害关系，得以全身而退。经过二爷三夜推心置腹的“说不完的话”，“少奶奶”玉珠终成“山寨新夫人”。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一次集中显现。当两人省亲后重返山寨时，七爷成为匪首，二爷的话语竟然“全是一文不值的废话”，成了阶下囚。此时的玉珠已是一个“活鲜鲜的”、“死去又活转过来”的女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她直指“远避女色，永守童贞”的七爷死后只能“做野鬼”，并借自己和原的人鬼恋故事，一步步引诱七爷同意给二爷松绑、送地牢、让自己去送饭，最终两人逃之夭夭。七爷从此“中了邪魔”，着手选配压寨夫人。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二次集中显现，施咒人变成了玉珠。不料，二爷重陷囹圄，被关入双料春爷的私牢，即便亮明身份也无济于事。双料春爷游说玉珠做一个“江湖上的交易”。别无选择的玉珠，为了赎回二爷，接受了双料春爷“互利互惠”、“合情合理”之类话语蛊惑，假扮春娥做了冲喜新娘。这回话语魔咒的施咒人变成了双料春爷。玉珠唱了整宿的地方戏，治好了姜家三少爷的瞌睡病。戏文亦是话语之一种，这是话语魔咒的第三次集中显现，施咒人仍是玉珠。可双料春爷毕竟只有“流氓气”，言而无信，二爷其实早就被官兵乱刀砍死，玉珠也面临着被转卖给佝偻病人做妻子的绝望境地。
    “石门系列”的故事情节复述至此可以发现，尤凤伟这3篇中篇小说一共有7次话语魔咒出现，其中有4次分别是二爷对船老大、老父亲、匡老头和玉珠攻心所用。良家妇女玉珠对二爷从最初的内心抵触，到成为半路夫妻、对其不离不弃，再到为救夫君熟练操控话语，这是二爷话语魔咒的客观效应。二爷后来为七爷、双料春爷所困时，气数已尽，话语已然失效。返观《遍地枭雄》，良家子弟韩燕来从被劫时只想回家到变身毛豆再到半路入伙、对大王一路追随，很大程度上是大王“洗脑”般话语魔咒的必然结果，这功效随着大王的被捕而烟消云散。话语魔咒的魅惑与解除是《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最大的相似之处。
    尤凤伟对于二爷明显抱有一种欣赏心态，小说中多次出现诸如“精明强干，满腹韬略”、“生得细皮嫩面、仪表堂堂”、“像个满腹经文的书生”、“说话也是满口斯文”、“是块上好的坯子……峨冠博带，气宇不凡”（省略号为引者所加）之类赞美言辞。在作家的奇特想象中，二爷是“匪首”，但更是“书生”：“匪首”身份意指他游民生活的生存状态，“书生”面相突显他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匪首”和“书生”合二为一的完美组合，无疑是作家对新时期以来莫言《红高粱家族》首创“匪气”和“侠气”兼备的土匪形象后的一次纵深推进。二爷虽然为“匪首”，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匪”，杀人越货、巧取豪夺这些土匪行径均由七爷和其他手下所为，他“为这世界主持点公道”，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逼人英气，使其与一般意义上的“匪”截然不同，“文气”是他自身固有的性格特征。当然，他的“文气”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话语产生魅惑，二爷就有“王气”；话语一旦失效，二爷势必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在满是“暮气”之中悲壮谢幕。王安忆笔下的大王是个“美男子”，“白皙”、“好看”，天生内敛、性格沉稳，同样没有草莽气息。他寓教于乐，教毛豆们玩从词到成语再到故事的接龙游戏、玩逆向“争上游”，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我们甚至可以依托文本去做引申想象，他何尝不是这样训练过自己的呢？他的口头命题作文也并非无的放矢。“记一个难忘的人”意在回顾过去，却对自己花样年华时无法安放的青春过往语焉不详。待到展望“我们的未来”时，他已不再有言说的自信，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我们的未来，就是回去到永恒”，“‘现在’的意义就是‘度过’”。但何谓“永恒”、“现在”又是如何“度过”？大王没有回答也根本无法回答。在一个没有了英雄的“俗气”年代，他不合时宜地渴盼成就霸业、又无所适从地蓄势待发，等待他的只有穷途末路，海阔天空的精英梦想终究只是狂想。从“文气”、“王气”、“暮气”的演进组合，去深入思考个人在社会转型时期何以自处的重大问题，正是《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完全一致的叙事基点。
    自卑、自由、自醒：男性气质的形塑与迷茫
    如果我们以此粗暴认定《遍地枭雄》与“石门系列”客观上存在一种历史承袭的模仿关系之后就停止进一步思考的话，未免又把本来复杂的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王安忆之所以能“一无负担，一无拘束地在昔日的战场上自由自在活动”【6】，自然有其异于旁人的独立思考。她绝对不会让暧昧的潜流在《遍地枭雄》中继续流淌，因而尤凤伟笔下的玉珠形象特质不会对应重现，取而代之强化的是男性气质几近缺失的青年男性寻找自我、见证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困惑。
    小说一开篇就展示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景象：
    在韩燕来，也就是毛豆懵懂的记忆中，他就像是在无限的空闲中长起来的，空闲的地和空闲的人。倘若要追根溯源，他似乎还有一点模糊的印象，就是在一片毛豆地里奔跑。豆棵刮在裤腿上，即便是隔了牛仔裤，小腿和脚踝上依然能感觉坚硬的刺痛。熟透的豆荚炸开了，豆粒四下里飞溅出来，奇怪地发出铃铛般的清脆声响。背后，很遥远地传来父亲的骂声，“小浮尸”、“小浮尸”的，骂他毁坏了庄稼。听起来，他们的毛豆地辽阔极了。在这毛豆地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中，它却变成了一片空地。……当它布满和堆积起建筑垃圾，稀脏的白色的泡沫塑料块，霉烂的纸板，风一吹，便飞扬起红、蓝、黄、白的塑料马甲袋，看上去，就是壮观的了。（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这片比较开阔的毛豆地，原本是远离现实且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因开发腾地蜕变成为荒废的空地。“毛豆”这一新鲜连荚的一年生农作物，在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明显是被赋予了一种源自宇宙万物的自然天性，它与少年韩燕来们与生俱来的“天真”的快乐浑然一体。那片已经抛荒的毛豆地，依然“作了他们的游戏场”。对于“人称‘奶末头’，家中人都娇宝他”的韩燕来而言，十八岁到了出门远行的青春年纪。他有一个初一就辍学在家的哥哥，二十三四岁了，一没工作二没成亲，一副满是憋屈的弃儿形象。众所周知，男人不只是一种生物性别，更是一种社会角色。但在这个城乡结合部，失地菜农因为征地一夜暴富，消遣生活无非整天打麻将、唱歌，颓废又无聊。“本村的人，说是在上海大城市，可是就连跨过铁路去往市中心区，都让他们生怯的。”蚁居村中的各色租客也是鱼龙混杂。学车时，韩燕来曾对“女人一样的胖而且嫩白”的“老大”，既有“对一个成功者的膜拜心情”，又“还有一种喜欢”，可这位老板居然是学车小组中唯一连路考都没通过的人。最有可能成为韩燕来仿效榜样的是“有决断力”的片警老曹。但这位人到中年才晋升为二级警司的落魄警务人员，警容不整、“有一种草莽气”，“说话有江湖气”，还与村中的留守妇女有染，已“不再有什么抱负”。在韩燕来简单的人际关系网络中，“他的母亲、姐姐，有着强悍的性格”，驾校的师傅也是满口粗话、抽烟喝酒的生猛女汉子。阴盛阳衰是男人异化的必然结果。男性还在，男人的精气神却没了。韩燕来变得男生女相：“秀气”、“有几分姑娘气”而且“身体孱弱”，“内心里对自己的同性其实是持有距离的”，这是他作为一个男性的自卑。
    韩燕来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这既有童年记忆的情感冲动，又有成年男性的冒险诉求。如小说中所强调的，“所谓‘自由’，其实也就是‘自然’，顺其自然的意思”。“他过惯了自由的生活，他还有些任性”，不到一个月就从日资蔬菜公司辞工转而去了小服装厂直至失业，唯一理由是做扫地工比流水线操作工要自由，这是他“自由顺了惯性演化成一种散漫的习气”的正常逻辑。有学者用传统与现代的陈词滥调来分析“木匠活”和“开出租”的职业选择，这不过是个伪命题。韩燕来对去外地学做木匠也曾动心过，因为“表叔的生活是冒险的生活”；可“他从父母姐姐的爱娇出来还不久”，这种冒险生活又着实“叫他畏惧”。至于就在离家近的上海城区开出租，那完全是他姐姐韩燕窝的一手安排，这是文本事实。亦有学者试图从“黄包车”到“出租车”的车夫形象对祥子和韩燕来进行比较，这又是一个没有可比性的无效话题。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从“奋青”到“愤青”再堕落成“粪青”，这是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的人的外在压抑，表达的是个人面对社会的无力感。韩燕来则不同，他是精神上还没断奶的大男孩，上路跑出租要独自面对形形色色的人，这的确是一种冒险经历，尽管时有驾驶操控的自由快感。所以，小说花费大量笔墨给韩燕来加入了一些场景戏，如不由自主地空车去跟梢同行“朋友”，“谦逊地将他们全都视作前辈”；在快餐店、在卫生间，都迫切地想和“朋友”进行言语交流，等等。这是韩燕来想从“朋友”处获得男性之间心理与情感上的身份认同，可“朋友”们都为生计而奔波，没人停下来去和这个小阿弟进行任何沟通。直到平安夜，当劫匪三人组上了他的车，他方才得以获得重塑男性气质的直接契机。
    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到，从劫案“谈判”后一直到被捕返回上海那一刻，韩燕来都是毛豆，除了中途一次一闪而过的逃跑念头产生时。这绝非是王安忆的无意疏忽，相反，这正是作家专门以换名的特殊方式，将韩燕来从当下的生活轨道中抽离出来，进入陌生的异度空间，从而接受大王的话语魅惑，真正开始“在自由中找回自我”的人生体验。“毛豆从来没有领受过男性的权威。现在，他从大王的眼光里感受到了。这种来自男性的威慑力量，似乎更有负责的意味，执行起来也更从容不迫。”男人的成熟来自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在“乡气未脱”的毛豆看来，大王虽“同是青年”，但对任何事物都有独到见解，权威、理性、成熟，以致产生了一种无法名状的追随感。毛豆“渴望男孩之间的友情”，在和大王们分别时竟发自肺腑地脱口而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经历一天的失魂落魄之后，毛豆与他们重逢，自然是急切加盟。小说走笔至此又刻意强化了毛豆的主观感受：“毛豆崇拜大王，和大王在一起，他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其实，大王带着他们，过的正是危险的生活。”在这个兄弟情深好似“豆荚”的新集体中，四个人“从原先的相知相投转化为一种铁血盟誓”；“从大王，二王，到三王，都担负起毛豆成长的责任，这促使大王继续完善理论，二王三王则更加自觉地实践。于是，这个小社会里，又有了前辈和后辈，有了传继的关系”。毛豆逐渐意识到“我原先的生活，其实才是没有目标的生活”，憧憬着做一只“很自由，每天只是跑来跑去，游荡来，游荡去”的藏羚羊。这说明毛豆对自己男性气质的重新塑造产生了比较朦胧的自我觉醒。小说也不忘见缝插针地多次提及毛豆的“大男子汉”的外形变化，如“变得黑，而且皮肤粗糙”、“新长出的唇须也硬扎许多”、“原先细条的身子，如今变得健壮”。这就是相由心生的朴素道理。然而，对于毛豆来说，大王是启蒙者，可终究只是匆匆过客。失却大王的“他救”，他将如何继续形塑男性气质？又如何“自救”、走好未来的路？小说结尾，被押解回上海的韩燕来对此仍是一片茫然。
    王安忆以男性气质的形塑为切入点，去关注不像男子汉的男孩青春期的心灵成长问题。“男性气质”这一社会学专业术语在日常生活中高频出现，但目前国内学界就其学理界定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用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来说的话，男性气质就是“像个男人”、“是个男人”。男性气质并非自然天成，而是社会实践的后天产物，在与女性、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之中得以建构、重塑。康奈尔将男性气质中的关系划分为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与边缘性四种主流类型【7】，在大王和韩燕来这一组人物关系中，大王无疑拥有支配性男性气质，韩燕来则是从属性男性气质。韩燕来在大王权威审视下，启动了男性气质转变的渐进进程：心理上去除多愁善感的女性特征、生理上形成强健体魄的男性特征，甚至就连大王“流利”的驾驶风格也是韩燕来自觉加以模仿的速度与激情。只是韩燕来这一系列转变进程还没最终完成便随着四人落入法网而提前终结。
    回望王安忆的创作历程，《遍地枭雄》可谓具有时间节点的特殊意义。在此之前，女性中心是其小说叙事的精神传统与外在表征。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王安忆对不涉及同性欲望的姐妹情谊几乎是持续发声。《弟兄们》中三位美术系大龄大学生，在大学的精神象牙塔中倾盖如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彼此称兄道弟，用精神结盟的男性方式去表达女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微妙情感。这种抱团取暖的“自我灭亡与新生的奋搏的过程”，一待她们仨大学毕业重新走进都市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十字街头，很快就自然终止，姐妹之邦随即瓦解。在男性话语一统天下的历史与现状中，王安忆表达了知识女性企图“浮出历史地表”的主观意愿，又隐现着女性话语失语的悲壮处境。这一突围悖论吻合她两性和谐的一贯态度：“几千年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不是某个人的选择，一定有其合理性，一男一女的偶合关系，我承认是合理的。”【8】后来的《长恨歌》也悉心描述了蜗居弄堂、待字闺中的小家碧玉的姐妹情谊：“王琦瑶和王琦瑶是有小姊妹情谊的，这情谊有时可伴随她们一生”，“她们这一生有许多东西都是更替取代的，惟有小姊妹情谊，可说是从一而终。”话虽这样说，小说中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王琦瑶的女儿薇薇与张永红心心相印的姐妹情谊，终究也是随着姐妹离散而昙花一现。进入21世纪后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涉及三组女性人物组合——秧宝宝、蒋芽儿、张柔桑三个前青春期小女孩，秧宝宝、蒋芽儿和黄久香两个小女孩与一个外来妹，秧宝宝和闪闪、陆国慎一个小女孩与两姑嫂，无论学校、社会还是家庭中的姐妹情谊（城乡互涉互动只是文本表象），诚如某位女性学者所言，“每一组三人关系都是另一种关系的代偿，又都以断裂告终”【9】。如果将王安忆上述文本放入中国女性作家的女性写作文本序列中考察的话，就更能凸显她消解姐妹情谊的文学史意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五四新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学两次推崇姐妹情谊的写作高潮。前者代表作有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在暑假中》和《韦护》等；颇有女性自省意识的张爱玲绝对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她深感女性之间的相互敌视，洞察到“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10】，而主动规避了姐妹情谊的叙事策略。后者从张洁的《方舟》开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终于蔚为大观，如陈染的《无处告别》与《破开》、林白的《回廊之椅》与《瓶中之水》、徐坤的《出走》与《相聚梁山泊》、张欣的《冬至》，等等，都涉及姐妹情谊的繁复主题。王安忆在女性写作提供的女性人际关系图景中引入且颠覆了“至今仍散发出某种修道院狂热的气氛，带有在宗教狂热的痛苦挣扎中自我鞭打、自我挨饿的色彩” 【11】的姐妹情谊，完成了女性自我的精神探索和身份认同。此后，王安忆正是凭借《遍地枭雄》实现了男性气质形塑的题材开掘；《启蒙时代》更是竭尽全力地突破女性经验和日常生活的个人局限，以陈卓然、小老大、舒娅们、嘉宝爷爷直到高医生对青年男性南昌的启蒙引路为切入点，去全景摹写南昌版本的男性气质形塑史，终归实现了自己“写大东西的欲望”【12】，这不能不说《遍地枭雄》是其谋求转向的先锋性尝试。当然，《启蒙时代》的叙事重心在于南昌们的“小时代”，1968年的那个大时代只是作为悬置背景而游离存在；对于“文革”历史的反思缺省，是王安忆这类书斋型作家无以回避的思想困境。晚近出版的《天香》则意外地逆转到王安忆一贯解构的姐妹情谊，这种在温情脉脉的“生活绣”中“寻找上海”、言说女性的精神回归，一方面能让王安忆继续保持文坛盛名，另一方面也暗含其已经警醒地察觉到此前小说创作的某种危机。
    “心灵世界”：拼图游戏的先验危机
    《遍地枭雄》面市的2005年，王安忆出人意料地、毫不掩饰地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推崇备至，在《当代作家评论》上连载其读书随笔《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第二年还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这篇长文中，王安忆坦陈自己“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的阅读体验，揭示阿加莎“编织故事的线索，究其底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性’，而且就是在‘一年到头住在乡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在她看来，阿加莎“就像编织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13】。表面上来看，王安忆以其文学评论文字向前辈同行由衷致敬；但若将《遍地枭雄》和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小说同样视作“华丽家族”就会发觉，与其说相通的人性、细密的逻辑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叙事策略，倒不如说是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变先验的技术操作一旦形成惯性，小说文本势必呈现一种主题先行的逻辑框架。
    王安忆满是自信声称“我所能做的就是提供精神的东西”【14】，又颇为自知地多次感叹自己职业写作最大的危机来自经验资源的极度缺失：“生活经验极早的停滞”【15】，“严重缺乏材料”【16】，对于长篇小说“总是有个篇幅的压力，需要把这个篇幅给填满” 【17】。王安忆深受父母是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和淮海路的成长氛围所限，生活环境比较简单，人生经历相对有限，材料紧缺问题一度如影随形般困扰着她。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盘点十年作家生涯时就已不动声色地意识到自己创作之路的致命缺陷，半自救半创新地大胆提出别具一格的“四不”主张：“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独特性”。在这一挑战现实主义再现论、典型论的小说艺术理想中，王安忆强调“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18】，将逻辑推理放到比经验累积更为重要的突出位置。20世纪90年代中期，王安忆形成并完善了“心灵世界”的理论体系。她坚持认为，“小说是一个绝对的心灵世界”，“构筑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在现代小说所有一切的变形反常的外表之下，其实还是一颗现实的心”。小说创作就是“将经验加以严格的整理”，通过“逻辑性的情节”，使其具有“逻辑的推理性”，以此实现小说“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的主要价值【19】。
    坊间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都把《小鲍庄》视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然而，《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小说依旧和去历史化的寻根母题血脉相连。《叔叔的故事》被王安忆自我界定为“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20】。小说中，伪理想主义者“叔叔”的故事和“我”讲故事的故事较量竞存。叔叔这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半路出家的知名作家，信仰匮乏加之人生沉浮，导致其肉体亢奋、精神阳痿，面临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完全丧失了自我救赎的任何可能。“我”这“初步具备游戏素质的一代或者半代”作家，在讲述叔叔这一“精神领袖”故事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于古典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弑父”。《乌托邦诗篇》中的“他”是一个有基督情怀的理想主义者，是“我”这个“聪敏孩子”的精神父兄。就像“他”的牧师父亲对“他”的期冀一样，“他”也希望“我”做“上帝的孩子”、“中国的孩子”、牧师的孩子。“我特别想做一个孩子”，但力不从心。“我”清醒意识到和“他”的根本分歧在于“我以顺应的态度认识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而他以抗拒的态度改造世界，想要创造一个新天地”。故“无根无底”的“我”孤独感和飘浮感与日俱增，无法再从宗教信仰中获得救赎，只能在“用怀念来虚构这个人的诗篇”的同时，“到黄土地”外重新出发。于是，《纪实与虚构》以奇数章节去追忆与上海天然隔膜的“我”进入世俗生活的个人成长经历；偶数章节“铁马冰河入梦来”，从母系“茹”姓寻根溯源，虚构了远在塞北的横枪立马的血性祖先。《伤心太平洋》更是纪实色彩浓厚地将父系家族谱系穿越到了南洋。如果说，尚嫌稚嫩的《雨，沙沙沙》中的“雯雯系列”和《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是现实人生的经验还原，“三恋”系列和《岗上的世纪》是超越性别诗学直面人性本身的灵魂揭秘的话，那么，《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伤心太平洋》则是以逻辑推理再造精神世界的叙事手法，试图建构起王安忆自己的“心灵世界”。这种观念性的野心所向，一定程度上接近韦勒克、沃伦认定指称的——“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又“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小说家“自己的世界” 【21】。但是，以精神自传和家族故事来重构民族国家想象之外的历史叙事、以小说形式的历险与精神的漫游直接干预日渐平庸的大千世界，毕竟都不是王安忆所擅长；其意义在于，这种艺术探索有着20世纪90年代“告别革命”后的人文精神普遍低迷的思想背景，嵌入王安忆自成系统的“心灵世界”小说理论的逐步成型。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我们从中就能真切把握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的运作实质。王安忆曾经说“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22】显然，“某种极致的状态”和“冷静的操作”正是故事和讲故事的力量博弈。《长恨歌》创作缘起自作家偶阅沪上小报的花边新闻，故而锁定小说故事的叙事主题、将案例故事由最终结局逆向反推足以形成一个完全闭合的情节链条，成了不可回避的努力方向。王安忆向读者面对面讲述一个摩登女性的情爱秘史，就一定会让主人公王琦瑶的寻情记发生在大上海，这和“海上繁华梦”全然无关，作家本人就曾承认“上海生活是我唯一的写作资源”【23】。在经典性的历史叙事之外另辟蹊径，真实意义上回到日常生活，观照上海弄堂市民的生存境遇、还原久被人为遮蔽的生活本相，这一实感世界的虚构叙事一经确定，讲故事的方式就变得最为重要。王安忆为此颇费苦心。张爱玲的《连环套》、《倾城之恋》，用“野火花”串连故事情节，得以展现摩登女性的情爱秘史。王安忆深谙其道、独具心得，用“夹竹桃”作为情节主线，对王琦瑶起起落落、悲喜无常的情爱秘史进行全景演绎。此外，王安忆在具体讲述王琦瑶小家碧玉、弄堂少妇、半老徐娘人生阶段时，还将对刘呐鸥、予且、施蛰存等海派作家小说文本的阅读体验巧妙地串接组合进自己的创作实践，带有承传海派小说的鲜明痕迹。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长恨歌》的日常生活叙事极易引发研究者的广泛误读。王安忆对日常生活颇为看重，以她的理解，“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日常生活”【24】。王安忆敏锐地洞察到现代中国文学的个人日常生活叙事业已形成普遍经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良性建构具有积极价值。说到底，日常生活呈现正是王安忆“讲故事”的叙事经验。这是因为，日常生活琐事与上海市民入世务实的人生观以及关注个人生存实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而日常生活叙事则是海派文学书写普通市民生活本相的血脉传统。王安忆沿袭之前在《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好婆和李同志》、《流逝》、《文革轶事》诸多小说中早已驾轻就熟的日常生活叙事，让王琦瑶走向“挂牵着现世的快活”【25】、市井的世俗。这种执着于日常生活表象、无法超越物质生活的市民哲学，尽管时受学人的批判质疑，但去历史化仍是其小说艺术的精髓所在。
    《长恨歌》之后的《我爱比尔》、《富萍》、《妹头》、《桃之夭夭》等小说，王安忆别无选择地以自己的“逻辑”用“漫山遍野，或者走街串巷地收拾起”的平凡世界的常态故事甚至是碎片化的“一些妙不可言的片断”【26】这些有限的现实经验去竭力打造作家自以为是的“心灵世界”。这种沉溺于日常生活叙事、转向纯粹技术操作的批量生产状态，结果是走上拯救心灵的康庄大道还是醉心技术的歧路迷途呢？我想，事实胜于雄辩。中篇小说《我爱比尔》，阿三由情感的沦陷到身体的交易，理智无法战胜本能，痴情女最终沦落成失足女而深陷牢狱。小说对之前节制与铺张拿捏失控以致于注水拉长的长篇小说《米尼》进行适度纠偏，结尾处平添象征新生的“处女蛋”意象，既是对贞操观念的心理暗示，也是阿三悔过的心灵回归。但无论如何，两者创作素材均来自王安忆白茅岭劳改农场的采访手记，两位女主人公于滚滚红尘中从糊涂的错爱开始，在孤独、欲望和不可逆的命运中堕落到走上犯罪道路，属于十分典型的“一菜两吃”。进入新世纪后，王安忆依旧在波澜不惊的琐碎叙事中，事先设定故事架构再填充寻常不过的简单素材，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富萍》讲述了一个苏北人在上海的移民故事。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早已颁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乡下女孩富萍却在此间来到上海投亲。这个小人物迷恋上大都市“每天都有新印象，或者是旧的印象有更新”的日常生活，决意留在上海。她从淮海路到苏州河、最终选择梅家桥垃圾场上的贫民窟，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浮萍从此归有所依。小说令人遗憾地有意遮蔽富萍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的理应激荡的心路历程，我们也只好从栖身棚户区的概念化人物孙达亮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去将心比心。《桃之夭夭》于《长恨歌》而言也是一种自我倒退。与王琦瑶的人生三部曲类似，救人救己的“市井观音”【27】郁晓秋这“一个女人的史诗”也有多阶段论。小说共分五章，每一章都用从唐宋诗、元明散曲中摘选的七言句对应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第一章是郁晓秋的前传，书写私生女出身的她出生前其母笑明明的个人经历；其余四章则写郁晓秋从“猫眼”、“工场间西施”华丽变身“宜室宜家”的弄堂主妇的苦中作乐、择善而从的各种隐忍生活。《长恨歌》推出8年后再度出手的长篇小说，精神上仍与俗世现实继续和解，虽然作者动用古典诗曲结构情节，不无令自己小说独树一帜之初衷，但小说是否在精神性层面超出此前作品？似乎难以有一个毅然决然的肯定答案。
    回到《遍地枭雄》。小说故事叙事从一则上海出租车劫案的社会新闻生发而来，王安忆“看了这报道很兴奋，特别想知道他在外面那段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会变了个人”【28】，于是自行脑补，《遍地枭雄》横空出世。小说采用作家了然于胸的双线结构展开故事叙事，文本内部构成一种对话关系。大王不喜风月、只求风云，但小说对他从隐居山林到以身试法的心灵突变缺乏合理解释，即便从其深受笋贩子战友影响的事实“逻辑”也无从推演。韩燕来亦是不可思议。案发当晚被大王用话语成功洗脑之后，他在兄弟情谊的心灵默契中被动开始重塑自己的男性气质，小说却没有就其内心世界给予人之常情的跟进关注。另外，小说的首尾部分，令人触目惊心的荒芜空地和废弃矿山遥相呼应，昔日生机早已无迹可寻，同构隐喻着大王和韩燕来在现代工业文明处境中的人性异化和精神荒原。但王安忆的讲述重心似乎又不在于此：小说醉心于用大篇幅复述客商们讲的一个打火机引发的贿赂案、雇凶杀人案、开发商空手玩转银行案等各种奇闻异事；又无主题变奏安排大王组织毛豆们以“台风的中心风平浪静”为悬疑密码，进行“虎头、龙身、豹尾”的故事接龙；甚至还反复交待大王具有反侦察能力，随时随地都能避免在现场遗留烟头、车票等有可能通过指纹识别身份的任何物件。这显然有着模仿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传奇性的一面。
    “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29】。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王安忆，亦可堪称劳模作家，生命与心灵是其一直渴求坚守的精神本位。但如果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止步于运用拼图思维重复某种既定的操作模式时，自我超越的主观愿望与精神诉求便只会是纸上谈兵。如何在“上海”、“女性”和拧巴的“逻辑”之外，真正走上一条“在自由中找回自我”的写作新路，不仅是王安忆必须直面的新挑战，也是当代作家乃至研究者理应接受的新课题。
    作者简介：张 冀，1979年生，湖南湘潭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现兼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湖北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新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
    注释：
    【1 】王德威：《上海出租车抢案》，《读书》2005年8期。
    【2】 李庆西：《“契约时代”的江湖语境——读王安忆〈遍地枭雄〉》，《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4期。
    【3】 徐德明、张继华：《“众生”与超越——论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扬子江评论》2007年1期。
    【4】 王安忆：《遍地枭雄》，第243页，文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援引该小说原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标注出处。
    【5】 分别载《时代文学》1992年6期、《时代文学》1993年5期、《大家》1996年6期。
    【6】【20】【25】 王安忆：《面对自己》，第99页，第104页，第216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7】 [美]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等译，第104–1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 王安忆、斯特凡亚、秦立德：《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6期。
    【9 】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读书》2003年6期。
    【10 】张爱玲：《有女同车》，《张爱玲散文全编》，第87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 [澳]杰梅茜•格里尔：《完整的女人》，欧阳昱译，第285–28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2】 王安忆、张旭东：《成长•启蒙•革命——关于〈启蒙时代〉的对话》，《文艺争鸣》2007年12期。
    【13】王安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第1、5、12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4】【22】【23】【24】王安忆：《王安忆说》，第248页，第154页，第232页，第1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5】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一）：成长》，《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2期。
    【16】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三）：“看”》，《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3期。
    【17】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六）：写作历程》，《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1期。
    【18】【26】 王安忆：《漂泊的语言》，第331–332页，第345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19】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第12、1、20、298、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23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27】 钱亦蕉：《王安忆：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白烨主编，第1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8】 文敏：《红尘不弃一路枭雄——〈遍地枭雄〉三人谈》，《钱江晚报》2005年11月1日。
    【29】 [法]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