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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线”和“贪腐线” 王火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还是聚焦“西安事变”至1946年3月间中国社会的抗战三部曲《战争和人》。似乎之前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为此书做积累。解放后，王火开始整理抗战思绪。最初，他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想用一百万字，从西安事变写到南京解放。后来，他萌生了用三句古诗做书名的想法，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只延伸到解放战争爆发。在上海总工会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 1953年，他被调职北京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深夜听着窗外北风呼啸，顶着寒冷，饿着肚子，在寝室中奋笔疾书，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文革时，初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王火因此被批斗，不得已，他愤而将书稿付之一炬。 文革结束后，多位老友劝他重写三部曲。此时，他55岁，与明史学家谈迁重写《国榷》的年龄相同。“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在山东沂蒙山区，王火将日渐下降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写下了数公斤重的稿纸，写完了第一部。 由于第二部、第三部的故事情节都牵涉到大后方，再加上四川同窗的邀请，王火在辗转上海、南京、香港、重庆、北京、山东等地后，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定居成都。然而，一次因见义勇为造成的意外险些让三部曲再次“夭折”：为了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王火头撞到钢管上，左眼失明。但王火并未放弃，将过去浪费的光阴夺回来的激情激励着他，他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余下两部。1993年，三部曲以《战争和人》为总名集成一套出版。1997年，该书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在《战争和人》里，童霜威从一个政治上无依无靠、被日渐冷落的国民党官员，逐步变成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民主战士，他的原型正是王火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的王开疆；而童霜威之子，从贵族子弟成长为进步青年的童家霆，人物原型正是王火…… “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战争和人》这句著名的卷首语，是对这本著作的最好诠释。 “《战争和人》是成功的。在后来研究者的评论中，最大的争议在于书中并非当代人的说话方式恐不为读者接受。不过我认为这个缺点反而是个优点，书中描述的是抗战时期真实的南京、上海、香港、武汉、中原和大后方，当年，人们就是那么说话的。”王老强调说。 他认为，《战争和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在于覆盖面较广，体现了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的生活百态；二是与一般的抗日作品不同，它不单单描述苦难中国的悲惨历史，书里也不仅有希望、信念、理想，有饱含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条“抗日线”，还有一条“贪腐线”，即国民党从抗日以来的逐步堕落——“日本败亡了，国民党烂完了”。 “在大后方的生活，让我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贪腐本质。我觉得必须让人知道，战后的腐败让它很快走上了不归路。这在当代，依旧值得警醒。”王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故人相继离去。在去年出版的《九十回眸》中，王火专门写了一章“悼亡伤逝”，其中，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长相依》最为感人。“解放后，身处台湾的她，抛弃荣华富贵，在香港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假自杀’，突破重重阻隔来大陆和我在一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争和人》中，我把她称为我创作的‘大后方’。”王火说，“我们俩从未吵过架，不是因为我们的脾气有多好，而是我们的感情足够深。” 2012年，王火从成都回上海。他走进成都南路99弄5号楼旧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过往的回忆历历在目：一楼的五彩窗户还在，“当当当”敲三下，是他和地下党约定的开门暗号；客厅的吊灯也在，当年，他为了掩护地下党启用“吊灯机关”，推动吊灯将人藏进空房间，随后把吊灯下的桌子移走，不露痕迹。 采访的最后，王火提醒记者关注“孤军营”的命运。老人的思绪又回到70多年前，当年，他、俞伯良、陈鑫如三个中学生买了一束通红的月季花，前往位于租界的胶州路“孤军营”，看望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在升旗的努力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谢晋元带着战士们依旧士气高昂，整齐地高喊口号跑步上操。面对上官团附“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的道歉，小伙伴的心中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至今，王火依然牢记着《八百壮士歌》的旋律，他脱口而出：“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