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忆 1954年出生江苏南京，现代作家、文学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主持词 李相银（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来到淮阴师范学院，成为演讲嘉宾。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也是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从1980年代的《小鲍庄》，到1990年代的《长恨歌》，再到新世纪的《启蒙时代》、《天香》，几乎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奉献出了非常重要的作品。她不仅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宝贵的文学财富，而且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绕不过去的标识。今天我们邀请她来给我们分享她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观念。 插队·苦闷·写作 “我与写作”这个题目很大，可以谈的内容有很多，今天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点是我的经验与写作，第二点是我的写作经验。 关于“我的经验与写作”，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了。那时我只有16岁，去了安徽淮北，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中农人的家里，在那儿生活，感觉非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还有就是对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开始跟我通信。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我母亲当时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已经“靠边”，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工作，对文学也已经没有信心。看到我那么小，独自在村庄，又没有办法照顾我，她就只能跟我通信。我们之间的通信非常之多。那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快捷，一封信在路上可能会走四天、五天，都说不准。我常常是一封信写出以后没有等到回信就开始写第二封，我母亲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通信非常频繁。 我母亲怎么安慰我呢？她没有办法安慰，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这个建议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体会到这里面的用心。她说：你现在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你周围的农人、小伙伴们发生的事情等等，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但是当一个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觉得你们所有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 我的父母其实从未指望我成为一个作家。在60年代当作家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我的父亲还是“右派”，所以他们希望我们不要从事任何与意识形态、与艺术有关系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我母亲这个建议里面不会包含了考虑到我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即便当时我母亲已经是一个作家的情况下都不能再做作家，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完，怎么可能做作家呢？我一点都不以为她这个建议是和我将来成为一个作家有关系。所以我根本没有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去记录一些什么。当时我日记里充满的完全就是我的苦恼。当我现在看到一些中学、大学的孩子，他们在网上写作常常会写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个时代。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却完全注意不到，完全被自己的苦闷给抓住了。我只写自己的心情。现在回头看当时的心情，就只有两个字——苦闷，连一点快乐都没有，很单调。后来当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上海作家协会搞了一个王安忆小说研讨会。那时候的研讨会十分严肃而且诚恳，当时我都不在上海，而这个研讨会还是如期召开了。上海作家陈村在会上发言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缺席审判王安忆。 过了若干年，我母亲去世以后，在整理她遗物的时候，发现母亲在当时研讨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在一个内部杂志上发表了。我看到母亲当时的发言，其中提到了我在插队落户时给她写的信。我已经完全想不起当时信上的内容。我母亲发言中提到了我信中所写的我在农村里的生活。比如有一封信说，春天到了，别人家房梁上的燕巢都来燕子了，而我的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觉得如果这家人的燕子窝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这家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非常期待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在信中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我母亲记得很清楚，而我已经忘记了。还有一封信上，我告诉母亲我和一个蚌埠来的知青一起用板车拉粮食进城，我们一个掌车一个拉纤。在路上当我在拉的时候，这个男知青很调皮地在后面喊赶小牛的号子。我母亲说她眼前就出现了画面。再有一封信，写的是村庄里两户人家吵架，持续了好多天。他们出工的时候是不吵的，而一放工就开始吵，就像余兴节目，全村人都去看。我把这个过程写信告诉了我的母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