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作家不应不关心他的国家、民族面临的世界不和谐的时局，作家应该情系人民，作家如果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失去了灵魂和责任。” 这是王火在长篇小说《东方阴影》的封面上写下的话。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1924年7月生于上海。选择“王火”为自己的笔名，是“想用熊熊烈火烧掉旧社会”。在他的笔下，七十年前的那场民族救亡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 作为那场战火的亲历者，他的烈火始于“孤岛”的“亡国奴”生活，那时他的“创作”形式是发抗日传单；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庆，他亲历战争审判，用一篇篇新闻揭露对猖狂战犯的纵容；解放后，他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完成长篇巨著《战争和人》，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老人的不少作品以情取胜，在“悼亡伤逝”中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继去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王火文库”后，“王火文集”的整理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7月底，记者来到王火位于成都市大石西路的家中采访。从他口中，《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的那段著名话语变得逐渐明晰：“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 南京路上撒下抗日传单 7月的午后，成都酷暑难耐，大石西路36号四川新闻出版局宿舍窗外绿柳成荫，一切都是那么宁静。 “噔噔噔——”脚步声急促有力，让人很难相信，前来开门的是一位91岁的老人。王老这两年瘦了不少，但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腿脚灵便，甚至和子女抢着开门、接电话。 八个月大的重孙子既给老人带来了四世同堂的喜悦，也使他的生活多了些许困扰。王火拿出鞋套说：“以前来我家是从来没有脱鞋或是穿鞋套这些规矩的。现在重孙子成天在地上爬来爬去，为了保持地面清洁，保姆要求必须用鞋套。可我总觉得对客人不大礼貌，所以还请你见谅。” 老人家的客厅被高高的书柜“包围”着，爱人凌起凤的照片摆在正中央。凌起凤2011年去世后，大女儿王凌就担负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每天上午，她会给父亲炖两碗汤，一碗是枸杞汤，另一碗是以各种贵重药材炖制的延寿汤药。然而，王火常常喝不完，他的饮食习惯无拘无束、百无禁忌。令人格外吃惊的是，年过耄耋的他，餐后必须要吃一支冰淇淋。 “我的视力退化得比较厉害，看小字要老花镜、放大镜双管齐下，记性也不如从前，现已很少提笔。但是，得益于年轻时注重锻炼，总的来说，跟同龄人相比，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我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不喜欢和老人聊，因为老人每张口，就是自己又得了什么病。但是四川百岁老作家马识途除外，我喜欢和他聊，我们俩不聊病，只聊人生。”王火说。 走进王火的“书房”，看到书柜、地板、桌面……视野范围内尽是书。后来才知道，这间满是书籍和手稿的屋子只是他的会客厅，真正的书房在房子的另一头。他说：“我写的很多书都捐出去了，那些书记录的是我所了解的抗战。它们本身对我已不重要，因为早已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因而不如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记住抗战烽火。” 对王老而言，那场“火”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怒火。 时光倒回至1938年的秋天，王火跟随父亲从香港回到了上海租界。当时，日寇已占领上海，他们在外白渡桥设下关卡。中国人从租界进入日占虹口区，都要向日军岗哨鞠躬方可通行。 由于日本尚未与英美开战，租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被称为“孤岛”。这段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为王火带来的不仅是“亡国”之苦，还点燃了他的反抗之火。在东吴附中初中部读书时，粉笔很便宜，一分钱两根，他经常和好友俞伯良、陈鑫如一起，藏起粉笔，趁着夜色，跑到夜间人烟稀少的汉口路文化街，在墙上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写完后，几个人“开心地把家还”。 后来，他们觉得在墙上写大字太耗费时间，而且影响太小，于是决定发传单。他们从街上买来彩色的油光薄纸，将纸裁成三指宽的纸条，写上标语后撒到文化街。 即使在租界，发抗日传单也是禁忌，他们此行受到了日伪特务的干扰。因而，一直到进了高中，三个小伙伴才再次出手。 王火的高中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此楼的一二层是商场，一面邻着热闹的南京路，另一面靠着冷清的山东路，“地形绝佳”。这一次，他们足足写了六百多份传单。晚上，从山东路的后门和侧门分头进入大楼，在四楼集合后，将传单从楼梯口转弯处朝商场的南京路大门撒下，然后飞速溜了下来。“下楼后，我们看见大门口很多进出商场的人拿着传单边看边议论，不由得心里乐开了花。”王火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