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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表征长篇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长篇小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能表达一个民族相当长历史阶段的生活，由于容量丰富、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能很好地传达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茅盾文学奖评奖可说是对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巡礼，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民族的作者，所创作的题材领域也丰富多样。5部获奖作品，尽管风格各异，有的从社会历史角度切入、有的从个人经验角度切入，有的大开大合、有的细致入微，但从综合层面上来看，都表征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反映了作家的精神底色和创作品格。 大家认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近年来较有厚度、颇富立意的长篇小说作品。它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将宏大历史视野和价值思考转化为对个体命运的关切和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几代人的爱恨情仇背后交织着欲望和解放的渴望、革命的激情、乌托邦的冲动和终极价值选择的焦虑，细腻的叙事显示了作品对现实经验高度的评价，典雅的语言是高远精神追求的外在显现，也是对文化传统致敬的特殊姿态。陈福民认为，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用自己的方式通过多条线索传达了对中国现代历史以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历程变迁的理解。作品从创作时间到容量的跨度都非常大。除此之外，格非也关注到中国古典的史传传统，小说的人物关系、语言表达方式都带有古典文化韵味，呈现了汉语写作的经典美。 1974年，王蒙开始写作《这边风景》，1978年完成后，“冷冻”了近40年才出版，而这部作品令老作家首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王蒙自称是“靠生活突破了当时写作的各种局限”，描写了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生动鲜活的性格、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光明快乐和独特的语言与文化。这部作品之所以在40年后的今天“仍然活着”，陈晓明认为是因为王蒙牢牢抓住了文学来源于生活这种关系，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一个时代。杨庆祥也谈到，在现代、后现代作品流行的今天，再去读《这边风景》这样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带有某种审美解放的意义，体现了美学风格的多元化。而作为评论家，重要的就是要有反省认识，不能停留在个人的审美体系里面。 李佩甫的《生命册》是“平原三部曲”的收尾之作，在他看来，平原、土地和人与土地的对话是自己最为关注的写作领地。孟繁华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作家写得最成熟最扎实最有成就的就是乡村文学，李佩甫的《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特别是对乡村人物的塑造之饱满，给人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虫嫂这一人物，作者很好地写出了她卑微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 以方言写作的《繁花》从出版时就有两种评价声音，“喜欢的人真喜欢”，不喜欢的人则认为它的叙事过于琐碎。正是这种“琐碎”，才全面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全貌，加之金宇澄在叙事中所运用的传统叙事元素，使得《繁花》呈现出很高的文本辨识度。胡平认为，“作者把他一辈子的生活体验和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体验写在了一本书里，信息量特别大。他处理小说的方式和方言的运用写出了这个城市和这些人物的魂”，他也谈到，《繁花》正是因作品本身的文学、语言价值最终摘奖，这也是今年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亮点。本届茅盾文学奖向大家展示，我们不是光看你的资历和总的创作量，更看你的作品。 苏童的《黄雀记》延续了他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通过三个当事人的不同视角，以三段体的结构写出人物的成长和命运，并从中折射出时代的变迁。陈晓明认为，《黄雀记》有故事的内核、有完整的结构，有明晰的小说叙事逻辑和内在的自恰关系。作者的叙述动机和作品最终呈现的结果紧紧相扣，是一部标准的、典型的现代小说，而这恰恰是被很多评论所忽略的。 总的来看，获奖作品既有传统写法、实验笔调，也有杂糅古典、地域、民俗、超现实的混合文本，呈现出多元且富有活力的面貌。研讨会后，记者采访了评论家彭云。他认为，大多数参评作品展现出当代作家对类型、题材的把握更加成熟老到，表达越来越从容自信、包容温暖。这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当代文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沉寂、徘徊、迷茫、颓唐、边缘之后，在经历文化博弈、市场考验、多元实验之后，重新找到了自信的文化立场、强大的语言动力和文本突破的可能性。梁鸿鹰认为，获奖作品首先反映了中国人精神世界和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书写了中国人近百年来所经历的挣扎、磨难和进取，是真正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体现了作家对文学精神的坚守，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探索没有懈怠，而是一直在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