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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其实是备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国一些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受到众人诟病。您先后教过七八门课，桃李满天下，同时研究也做得很好，在科研与教学如何达到平衡的问题上具有发言权，能否就此传授一下经验？ 霍松林：我反对两种论调：一种是“搞教学没有可能搞科研”，另一种是“搞科研没有可能搞教学”。搞科研与教学都必须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对于有责任心的教师来说，要讲好一个问题，就不仅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弄清与此有关的许多问题。而研究的成果必须在讲授中经过检验，然后加以修正和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教学质量自然跟着教师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科研方面，也同时会结出累累硕果。至于派给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否太重，对于教师科研成果数量硬性要求是否太高，这是学校管理改革中应该合理解决的。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备课。 再讲讲我自己的经验吧。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处于教学一线。教什么，就研究什么。《文艺学概论》的基础是讲稿，《西厢记简说》的基础也是讲稿，其他著作及论文，许多也是在所教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大学毕业后，我应陈匪石师之约，到重庆南林学院中文系任教，后又到天水师范学校任教。1951年初，接到西北大学侯外庐校长的聘书，到该校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在重庆南林学院教书，我讲授的课程有“历代诗选”、“基本国文”和“中国文法研究”。而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学校安排的全是新课：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新中国刚成立时一些学校还沿袭旧式大学的办法，一位专任老师必须同时开三门课。这几门新课，在当时毋宁说教材和教学大纲，就连必要的参考资料也十分匮乏，我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拟出讲授提纲，然后阅读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运用多年积累的文艺知识，参考《文学初步》和报刊上新发表的有关文章，一章一节地编写讲稿。至1953年秋天，几经补充、修改，数易其稿，定名《文学概论》，书稿约30万字，由学校打印，被教育部选为高等学校交流教材。1955年，学校创办函授教育，又被选作函授教材，上下两册铅印。1956年，我参照拟订的教学大纲，对《文学概论》进行了调整加工，改名为《文艺学概论》，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多兄弟院校曾把它作为文艺理论课的教材或主要参考书。有学者说，我是我国首个编写《文艺学概论》教材的人，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肯定，但那部书于1953年被选为交流教材在全国高校中交流，却是最早的。 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提高教学，这是我数十年来的经验。正所谓“苦学学到鬓如银，不慕荣华不厌贫。阅世读书辄妄议，忧时感事亦狂吟。操觚细审今昔变，持论遥通宇宙心。十卷编成祸梨枣，岂堪覆酱又烧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