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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傅小平 “我要让人们知道，当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的” 记者：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就是上海青年评论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成员。你评论史铁生、王安忆、陈村、从维熙、陆星儿、赵长天、蒋韵、吴亮等文学中人的文章曾产生广泛影响。此后你孜孜不倦关注文艺界动态，发出真实而坚定的批评的声音。在去年5月举行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你当选为副主席，自然是对你长期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一种肯定和回馈。 毛时安：当选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对我来说是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说自己内心没有一点兴奋感，是不可能的。我是个俗人，当然无法免俗。这也算是社会对我几十年从事评论写作，多少个长夜万籁俱寂面对孤灯，努力写好每一篇评论，把评论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一种肯定和评价。可以说，三十多年来，不管自己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不管工作有多忙，都没有懈怠过评论的写作，但我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我是千千万万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儿子中的一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国家培养了我，除了写评论报答国家和那么多关心帮助我的人，我什么也做不了。认认真真写评论，过去是这样，今后更是这样。 记者：作为一个评论家的同时，你还是直接参与具体政事的公务员。所以能比较多在政协等各种场合听到你针砭时弊的发言。当然，媒体和公众可能更多关注你的呼吁，而较少注意到这背后深层次的思考。这让我想到，当下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关注，往往关注其姿态胜过其实质，结果是看什么问题，都只能留下浮光掠影的片段式印象，对于真正理解问题却于事无补。 毛时安：姿态当然很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姿态就是外界知晓他的符号，而愿意让姿态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产业化市场化，大家噤若寒蝉，谁也不愿在公开场合说个“不”字。这么大的国家，乃至人类，为什么需要这些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文艺呢？这是个看起来很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命题，在哲学上叫元命题。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空洞的带有根性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文艺健康发展的方向和步履。好像今天文艺的所有毛病就是它没有走市场，只要一市场化产业化，所有的文艺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不仅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而且最终把我的呼吁用文字固定了下来。我甚至在重大决策下达之前，通过参政渠道写了材料。这无疑有风险。但我要让人们知道，当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其实是有过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的。 记者：从你的话里，能见出你的历史感和使命感。 毛时安：这些年，我们搞市场经济，政府有了点银子了，就经常可以听到有些领导财大气粗地对人说，钱不是问题。言外之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们拿出好作品来，我就出钱。在金钱和艺术之间画了一个等号。还有政府老忙着管文艺，却很少去想，除了管，是不是要不管一些东西，让创作有个自由生长的土壤和空间。文艺创作，有些显而易见的极为基本的道理，可是我们一进入创作，往往就忘得一干二净。可以说，多少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想得长，想得多，自然就想得深，就能看到一些别人没看到的东西，发人所未发，说出一些大家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罗丹说过，要有发现美的眼睛。评论，就是发现。关键要看到、揭示出作品和现象深处潜在的那些未被人发现的动人的东西，那些微妙的和历史、和人性相关的东西。中国古人品诗有“滋味”。滋味，是要细细品味反复品味才能感受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