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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亦须卓然自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常说，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与他的师承关系很大。您在学术上取得了不俗成就，这是否与您在求学过程中一些“贵人”相助有关？ 霍松林：当然有关。坦率地说，我是个幸运儿，但是我还想指出的是，首先你自己必须突出、有潜力，这样机会才会光顾你。 1945 年，我以兰州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中文系名师云集，胡小石、柳翼谋、朱东润、汪辟疆、罗根泽、陈匪石、张世禄、吴组缃等一批著名学者在那里任教。胡先生和柳先生既是国学大师又是大书法家。胡先生讲《楚辞》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谈诗的时候，边谈边写，甚是潇洒。他的书论、书法对近代书坛影响也很大。柳先生的楷书融北魏楷书与唐楷为一体，风格独特，透露出浓厚的书卷气息。罗先生给我讲过“中国文学批评史”；汪先生给我们讲“历代诗选”，我还选修过他的“目录学”，平时向他请教最多。受汪先生的熏陶，我确立了“知能并重”的治学思想：研究者只有自己搞过创作，并有足够心得，才能深刻领会并研究别人的作品。 格外幸运的是，我在汪辟疆、卢冀野诸业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由此开启了诗词书法学习的重要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于右任先生的那段缘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霍松林：这段往事至今难忘。那时，每于日夕趋谒，倘座无他客，我俩则论学谈艺，恒至夜深。因谈及于先生的《牧羊儿自述》，他问我童年情况，我说自己也放过羊。先生则喜曰：“出身清贫，洞察闾阎疾苦，往往能立大志，成大业。”我以诗文书法为问，则曰：“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不为古人所限。”先生这段话既说出了诗文书法在人生中的地位，又道破了研习诗文书法应遵循的原则。几十年来这句话我不曾忘怀。因为同有诗词书法之好，又同是秦陇间人，所以两人关系格外亲密。先生虽官居高位，却非常懂得寒士之心，对我这样一个穷学生降阶以迎，予以极大的人格尊重。先生反对我外出兼职，资助我学业完成。在他身边的3年里，我耳濡目染，不知不觉中对书法也领悟益深。 匡时淑世 致富图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做学问要为人民服务”。当今社会，关起门来做学问的学者已经不受大众欢迎。关注社会、参与田野调查、为解决现实问题出谋划策，成为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霍松林：读书、阅世与作文应该相辅相成。在我看来，阅世尤为重要。实际上，我一生的创作均未脱离社会与时代。我认为，诗人的脉搏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时代造就了诗人，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为时代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呐喊讴歌。学者或者创作者应该始终具有匡时淑世、致富图强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要始终有一股不气馁的精神，有一种蓬勃向上的豪迈情怀。这种心态和人生观，是支撑我战胜一切人间困难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诗作充满活力的根源。 少年时代，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许多感怀时事的诗歌。在学术研究上更是如此。我主张求真、求新，要求论著有感而发，因为率先提倡形象思维，在“文革”中被《红旗》杂志点名批评。1954年，我发表了《评〈谈白居易的写作方法〉》一文，分析了白居易创作方法的特点、弊端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指出“卒章显其志”并不是白居易成功的“写作方法”，而是部分讽喻诗的败笔。这在当时全面肯定白居易讽喻诗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有些另类。我们读书做学问，要尽可能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的工作，不能人云亦云。每个人均应对他所处的社会负一份责任，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本民族的精神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