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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如果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轨迹，我总结为从写楷书到写草书。我本人闲来也写点书法，但写得不好。写楷书，就是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写法，扎扎实实地写军营生活，写出自己独特的领悟。写草书就是在叙事方面有所突破，但必得经历一个匠人的过程，不停地写，不停地用，一步一个台阶，熟练到一定程度，才可能有一个飞跃。而且，也不必一辈子只写楷书，或只写草书，最好因地制宜。古代书法大家大都能写几种书体，且都精湛。我觉得文学创作也大致类此。 徐艺嘉：朱教授，西元的小说您是较为推崇的。我曾经听您谈起过，在“新生代”军旅作家中，他的小说有一些惊艳的特质在里面。 朱向前：我认为西元的作品在三个向度上给读者提供了新质，让人眼前一亮。首先是他作品中往微观层面探析、往深度里挖掘的细腻感。记忆最深的是他《死亡重奏》开场的一段描写。“在一米的距离上凝视着一颗105毫米榴弹炮炮弹爆炸，你会看到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听到巨大以至于无声的轰响。一瞬间里，密集的弹片和冲击波像轻风吹过柳枝一样打断你的脊梁骨，撕碎你的肉身，还有你的耳鼓、视网膜、舌头、手指，等等你与这个世界产生联系的感觉器官，却没有一丝疼痛。从此，没有时间、空间，周遭一片黑暗和寂静，这就是——死亡。”这一段写作加之后来的战争想象合起来小1000字，一打眼就令人惊艳。作家本身并没有战争体验，全靠想象力竟能如此逼近“战壕真实”，且文字如此锐利而有深度，挖掘出了战争蕴含的本质力量，这一点在“新生代”军旅作家里面显得异乎寻常。 徐艺嘉：这一点在许多大家笔下倒是常有体现。 朱向前：没错。这让我想到莫言的小说，其小说多处细节展现出的丰繁、全面、深刻，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再如西方经典著作《弗兰德公路》中对战争尤其是溃败场景的描写，也是浓墨重彩。西元的这个小说开头，我们可以暂名为“定格式的放大写法”，和这两部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人精神与武德文化的同构 西 元：我在写作初期，很愿意写一些表达自己疼痛的东西，而且很过瘾，像鸦片一样，写了就放不下。我想不光写作者如此，读者也大致如此。在军旅文学批评当中，也有一些人，对于这一类的作品很热衷，认为他们是疏离了意识形态，接近了文学精神的本真价值。可是写了几篇之后，我发现，在这里，与我所珍视的武人理想渐行渐远。而且我也认为，所谓的对意识形态的疏离，不过是另一种更加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朱向前：西元说的恰是我欣赏他作品的第二个向度，即书写军人的铁血精神，同时又写出了军人的勇敢、牺牲与担当。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要求方面讲，如果中国军人放弃了对国家民族整体命运的担当，放弃了对崇高精神价值的坚守与重建，放弃了对正义战争的追问而堕入虚无主义，放弃了牺牲精神而迷失于个体物欲，那就意味着自身的消亡，意味着军旅文学精神的消亡。 西 元：结合朱教授说的，我从另一个层面谈谈自己的理解。借助于两个佛学上的术语：小乘与大乘，我认为一味地沉迷于苦痛，很容易沦入一种小乘的文学精神，其实也就意味着一味地索取，一味地偏执，一味地仇恨，这片精神之地，大概只会越走越小。而大乘的文学精神，就是直面世间的苦痛，而不忘给予，这里面有宽恕，有包容，有自我牺牲，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情怀与大慈悲。能把此种精神高举于头顶的，必是世间大勇之人。我觉得军旅文学精神更接近于后者。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沉迷于小乘精神，而对大乘精神很难理解，有种天然的敌意。我觉得，越是在这里，越是考验你是否真正坚持了独立自由的文学精神。 徐艺嘉：我的理解是，西元的小说和同龄的军旅作家比起来，有种不一样的味道。这种“不一样”大概就是你说的美学追求。当下军旅“新生代”创作的题材方面，整体上反映个体生存的文章多，而直面战争的“硬货”文章少。当个体生命体验运用到一定程度，或说并不得心应手时，西元选择以军旅精神为突破点，来承载他个人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或许和军人与生俱来的责任感有关，或许和信仰有关。总之，他找到了一条最适于抒发和彰显军旅精神品格的文学通道。这条通道既是当下军旅文学呼唤和需求的，也是不好走的。 朱向前：你的小说，无论是现实题材，抑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非现实题材还是战争题材，都在竭力寻找一个小说可以倚靠的精神线索或说精神指引，即是你说的“武人精神”。即便是书写和平时代的官兵生活，也试图以一种传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来统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