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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问题”的新开拓 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不断开掘，不断推进，意境研究也是如此。15年来，意境研究在一些“老问题”上也有新的开拓。 (1)关于佛教“境界”与意境的关系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80～90年代，孙昌武、张文勋和蒋述卓等人，都撰文进行探讨。大家认为，佛教“境界”与“意境”存在渊源关系。2000年以来，马现诚《佛教“境界”理论与古代文论意境说的形成》(《学术论坛》2000年第4期)、柳倩月《唯识宗、禅宗对“境界”理论的构建作用》(《学术交流》2005年第4期)和詹志和《王国维“境界说”的佛学阐释》(《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 其中王振复《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一文最具有代表性。作为“意境说”的创始人，王昌龄生活的年代佛教很盛行，他曾深受佛教影响。作者从解读佛学“境”、“意”与“三识性”入手，运用大量的佛经内典材料，详细地分析和论证了佛教“境界”说与王昌龄“三境”说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诗境的三种形态实际上就是三种品格，与佛教“境界”的三种品格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说，“物境”品格最低，虽“得形似”，终有“物累”；“情境”品格稍高，虽消解了“物累”，然又陷入了“情累”；“意境”品格最高，就因为它消解了“物累”和“情累”，进入到一种超越时空、无拘无束、纯洁空灵的“天地境界”。他还结合王昌龄与僧人交游唱和、具有禅趣的诗歌作品，进一步论证了其“诗有三境”说的佛学影响。但是，他又明确指出，王昌龄“三境”说的是“诗境”而非“佛禅之境”。因为，一是“三境”说不仅具有明显的佛学底色，也具有易、老底色，思想渊源比较复杂；二是王昌龄即使受到佛学影响，但也对佛学思想进行了“诗性”改造，或者说他是在“谈诗”而非“谈禅”。(13)与同类论文相比，这无疑是更为全面而有深度的论述。 此外，马奔腾《禅境与诗境》(14)一书，在文人、诗歌和诗学的广阔的文化视阈中，就佛禅对于诗歌意境的创造和意境理论的发展问题，也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2)关于王国维“境界”(意境)说的西学资源问题。王国维一贯提倡“学无中西”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实践。所以，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既有中学资源，又有西学资源，其“境界”说即如此。那么，在他的“境界”说中有哪些西学资源呢？过去一般认为，有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思想，尤其是其崇拜和大量引用叔本华的观点。 在清理王国维论著之西学资源方面，谭佛雏的贡献最大。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认为王氏标举“境界”说与席勒的思想有关。(15)到90年代，他出版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此书共收入佚文44篇，其中哲学佚文32篇，美学佚文12篇。但是，王氏署名的只有4篇，其余40篇没有署名。佛雏用“九大论据”来考定这40篇佚文是属于王国维的，基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他还撰写了《王国维与席勒美学》(1992年7月)一文，提出了王氏在“1904年初首次提出‘审美境界’，却是本于席勒”的新观点。(16) 2000年以来，有些学者接受了佛雏的观点，并作了新的拓展。如马正平进一步指出，王国维以“境界”一词翻译席勒的“审美心境”概念，实际上是一种阐释。(17)魏鹏举认为，王国维与席勒的性格很相似，文学观念也比较接近，尤其是他写作《人间词话》的时间正是接受席勒影响较多的时候，因而其“境界说”里自然有席勒思想的影响。(18)肖鹰论述了王国维“境界说”由“接受叔本华美学转向席勒美学”的影响，并提出了席勒“《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是‘境界’说的基本思想资源”的观点。(19)罗钢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相关话语(诸如“真景物”、“真感情”、“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境”、“写境”等)中的西学资源，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辨析。(20)姜荣刚在对以上研究路径反思之后，另辟蹊径，从晚清盛行的西学“格义”的角度，论述了王国维的“意境”新义源出西学的问题，(21)颇有新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