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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失语、失效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高校重研究轻批评，而在于文学整体性的瓦解，文学认知功能的弱化。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较好地结合，既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下性、接地气性和个体生命体验特质，又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理论深度。 文学批评作为文学这块高地上的灯塔必须正面面对阅读工具与阅读方式的改变。从本质上看，批评是关注世界、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批评家由此观照历史人生，担当文化责任。新媒体时代批评家应该关照新的阅读方式，不仅仅关注文学本身，也应该关注社会与时代的热点问题。 应该倡导批评者回归知识分子传统，做一个心正、身正的人，再谈素养与才情。而文学批评要建立起与现实的血肉联系，首先在于作者要重建写作的诚意，言必出自本心，不欺人，不自欺。 今天，要建构当代中国的批评体系，不仅要寻找传统资源，更要拥有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视野，寻找批评的新疆域。 主持人：周明全（青年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对话者：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兼任《花城》杂志编辑） 叶君（黑龙江大学教授）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晓琴（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普布昌居（西藏大学副教授） 郑润良（武警福州指挥学院副教授）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相通的 周明全：上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时至今日，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权依旧掌握在高校，而高校重文学研究，轻文学批评，这可能也是目前文学批评总被指责说批评失语、批评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身在高校，你们各自如何看待文学批评转入高校后的尴尬？批评失语了吗？失效了吗？ 申霞艳：研究和批评并不矛盾，做得好可以互相促进。批评失语、失效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高校重研究轻批评，而在于文学整体性的瓦解，文学认知功能的弱化。我们经常会在叙述中回望灿烂的八十年代，那时候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是紧密勾连的，尤其是知识阶层感觉自己成了历史的主人，指点江山，扬眉吐气，觉得自我的抱负实现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国家地位的提升是一体的。九十年代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市场意识形态的奴役，宏大叙事失效，知识分子的气魄也丧失了。文学研究也好、批评也好，更多地变成了自我实现，甚至自娱自乐，很难再与民族国家建立起内在的关联。 张丽军：我也不认同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进行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法。事实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应该是相通的，特别是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具有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和格局；否则，文学批评无法对作家、作品进行准确定位和创新性探寻，无法达到深度叙事分析。好的文学评论，应该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较好地结合，既具有文学批评的当下性、接地气性和个体生命体验特质，又具有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和理论深度。我在高校工作，没有感到文学评论的尴尬，感到只是无法把握时代复杂性或者不能写出好的评论的苦恼。当前文学批评是很活跃的，是有一定效度的。文学批评所谓的“失语”、“失效”，我认为应该首先要追问我们自己做得好不好、下的功夫够不够、用不用心。从自我做起，努力写出好的评论是建构有效批评的最重要的维度。同时，当前批评话语的失语和分裂，是社会整体共识匮乏的语言征候，不仅仅是批评家的问题。 张晓琴：如果批评真的彻底失语了，我们谈这些问题意义何在呢？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身在高校的批评家大都被看作是学院派批评，总体看来，较之于文坛派批评，学院派确实存在过于专业化理论化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学院派批评意味着批评主体学者化、论证理论化、方法规范化，但是并不一定与鲜活的批评风格相对立，它本身应该具备建设精神。2008年，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学院批评文库”，收录的学院批评家大都是既身处高校又活跃于文坛的，如陈晓明、张清华、郜元宝、吴义勤、谢有顺等。从这个角度看，身处高校的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参与批评的意义更加重要。就我本人而言，我渴望那种有生命力和可读性的批评，而不是只有学术表情的论文。 叶君：文学批评转入高校之后，主要问题出在高校对教师的评价机制上。一般高校所认可的学术期刊，在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关注上，显然有严重的滞后性。而且，拘囿于学术文章的格式，比较难以表达较为新锐、及时的见解。这里，自然也涉及到一些刊物编辑的眼光、水准和趣味。高校老师为了评职称和完成科研任务，就不得不向这些学术期刊屈服。具体地说，是向学术期刊的编辑屈服。这是非常荒诞的事实。而对当下文学现象有较多关注的期刊和报纸，绝大多数不在高校的评价体系之中，大学老师教课之余，在生存压力下（职称关乎到他们的尊严和生活水平）很难有纯粹的激情去写“活”的文学批评。所谓学院派批评广受指责，或许就源于此。基于固定模式写出的四平八稳的学院派批评文章，对于当下文学创作来说，我认为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它们关注的常常是非常陈旧的文学事实。这样的文学批评的确失语、失效。 郑润良：文学批评主体力量转入高校后面对的主要尴尬是评论者不喜欢在一般的报刊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无助于他们职称的提升。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已经经典化的作家或作品身上，形成长篇大论，发表在核心刊物上。这样一来，他们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或值得关注的文坛新潮流就会相对关注较少。八十年代常见的作协、刊物组织评论家、作家集体研讨、交流的场景明显减少。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也相应减少。这肯定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很多人对当下的批评抱有怨言的原因之一。但是，说批评失语或失效，我觉得也没到这个程度。虽然九十年代以来，总体而言，学院派批评与当代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减弱了，但同时学理性却有很大的提升，一些学术刊物比如《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还有《文艺报》《文学报》等都在持续关注当下创作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在这些刊物发表文章，大部分高校的评价体系还是认可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博士、硕士毕业后进入作协、媒体等单位，也促进了批评的良性发展。 普布昌居：学院派批评在提升批评的学理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高校文学专业由于体制限制，对于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的批评实践能力相对薄弱。另外，高校的文学批评重视理论深度，与大众接受之间脱节也是学院派被诟病的一个原因，但也不至于完全失效。还有，文学批评存在的病症是普遍意义上的，不是说打上学院派的标签就是不好的批评，有的学院批评做得非常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