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少功文体破坏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远离小说的过程，对他而言，文体破坏不仅落实到形式层面，且是内心一种精神牵引，文体之“变”和精神追问之“常”构成了作为整体的韩少功，显示了写作行为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在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思想资源日渐无力的当下，韩少功放低姿态回到知青地，企图和生活重建一种结实的联系，以寻找新的精神能量，这固然暴露了内心的困境，但彰显了明确的担当，其行为暗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企图和现实重建精神通道的努力，并在复杂思想资源的动态流脉中促成精神主体的生成。
    关键词：文体破坏 思想资源 生命实践 精神主体
    韩少功小说文体破坏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远离小说的过程。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显然是文体“越界”行为最多的人，他不喜欢重复自己，“自我重复不是一件能让人打起精神的事情”【1】，他甚至公开宣称“我喜欢冒险的写作状态”【2】，希望能实现“文体破坏”与“文体置换”【3】目标。文体上的频频“出轨”吸引了论者关注，但对文体过多关注也遮蔽了诸多关键问题。对韩少功而言，文体不仅仅是落实到形式层面的因素，而是内心一种精神牵引，文体之“变”和精神追问之“常”构成了作为整体的韩少功，显示了他写作行为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
    01
    以1985年为界，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尽管在“写什么”上，有着固定的观照对象（“知青经历”始终缠绕其笔下），但在“怎么写”上，却体现了明显的文体意识，是一个大胆的叛逆者，一个不断推翻、求证自己的勤勉实践者。概而言之，韩少功1985年前依然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存在，作品保留了小说基本要素，并未越出小说边界。可以说，直到《马桥词典》出现，他对小说文体的拆解才真正开始，此后的《暗示》走得更远。在不断越过小说边界进行文体破坏后，韩少功似乎很难专注于严格意义的小说写作。这种远离小说的选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创作实践。同样是重于精神上的追问和求索，同样是面对现实刺心难题的回应和担当，同样是逾越作家身份大量的社会实践，同样是小说家之外大量的随笔杂文的创作，韩少功和鲁迅之间的种种巧合不禁让人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一次次推动韩少功文体上的不断越界？这背后是否暗含了重大的精神命题？韩少功文体破坏和其精神历程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为了更充分讨论这个话题，我想依据韩少功“文体破坏”实践的两部重要作品——《马桥词典》和《暗示》，先来剖析韩少功的创作心理，并对相关问题进行简单梳理。
    如果说《马桥词典》的出现，表达了韩少功针对传统小说本质化因果关系叙事理念的不满，那么，我们可以将他写作的动因归结到对“怎么写”这一技术问题的思考，及写作方式的调整。在传统小说情节“高潮必然出现”的叙事模式里，真正控制叙事和情节进展的关键，是作者对故事的理解所形成的叙事理念。一旦作者叙事理念明确下来，情节就只能在叙事理念召唤下推进。情节进展如果不听从叙事理念召唤，那就到达不了情节的高潮部分，一旦情节的运行不能直抵“高潮”程序，作家叙事理念也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情节爆发点，从而导致叙事理念无法实现。而在传统小说中，叙事理念的实现是作品最核心目的，是作品意义载体，为确保叙事理念实现，作家必然删削很多细枝末节真实体验，并对情节枝蔓大肆砍伐，这样，割裂故事生长的自然逻辑就成为传统小说家的必然选择，韩少功“文革期间”和“伤痕、反思”时期小说创作无不如此。事实上，不但韩少功如此，和他同一时期作家几乎全部如此，换言之，文革创作的规整化和伤痕文学的模式化，无不是作家思维、语言删削的后果。到写作《马桥词典》，韩少功明确表达不满，他说：“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4】显而易见，对韩少功而言，“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就是即他文革和伤痕反思时期的小说。“一个好的情节永远不可能是秩序井然、完整统一和绝对单纯的，原来的混乱、杂多和繁复的某些成分必须保留，否则，情节就会缺乏生活的气息”。【5】与此对照，传统小说在情节设计上的教条、理念化毛病一目了然，韩少功显然意识到了塞米利安所说的问题，他注意到传统小说在叙事上，由于要突出作者明确叙事理念，而不惜牺牲生活的真实、复杂及摇曳多姿，以致于作家总是显露隐藏于叙事理念中的自信。作家通过叙事理念的掌控，凌架于生活和作品之上的姿态，激起了韩少功的不满，以致在《马桥词典》正文中，他总是控制不住地表达创作动机，以表明对传统小说因果铁律的坚定怀疑，和对传统小说粗暴处理生活的反感，“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6】事实是，韩少功经过矛盾重重的寻根文学，并在《爸爸爸》中彻底放逐日常生活逻辑后，终于在《马桥词典》中终结了“主线因果导控模式”的小说写作。
    《暗示》显然走得更远，也许，其极端的文体破坏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动因。从现有情况看，韩少功尽管摧毁了传统小说模式，但没有按照西方叙事学的指引建立新的小说模式，他文体的打破显然不仅仅停留于对小说文体的不满，更何况，他承认，“人物与情节一直是小说的要件，今后恐怕还将是小说的要件。”【7】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承认，形式意味着和我们身边历史的对话能力，那么，自80年代开始的小说的文体探索和实验，正意味着这种对话能力的逐渐增强和拓展，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复杂性的深刻把握”。【8】确实，对韩少功而言，尽管他珍惜小说家的名号，但他更为看重的却是和“身边历史”的对话，解构传统小说文体，对韩少功而言，意味着他丧失了通过一个小说家身份，来建构另外世界的可能，这种釜底抽薪的干脆和彻底，必将从根本上改变韩少功作为小说家的面貌，其身份的改变成为他在和身边历史对话过程中，寻求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之前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小说家”向“小说家和散文家”并置的转移。
    韩少功对自己作品的文体归属，显然有过认真思考，他借助《暗示》，曾坦率表达：“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9】问题是，既然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出入，那就不是公园了，而只能是广场。这也提醒我们，韩少功通过《暗示》所进行的“文体破坏”，其用意是要打破小说类似公园的形式桎梏，在给读者提供更为开放空间同时，也给自己开拓更为开阔的表达领地。只要稍稍留意到《暗示》所关注的主题、所涉及的领域及所探讨问题，就可发现，传统的小说形式，根本不可能给他提供如此自由而开阔的空间，而他之所以在同一文本中，要涉及到如此多的内容，恰恰意味着韩少功想通过完整的形式，来表达对世界的整体思考，但文本所呈现的最后结果，却让他无奈发现自己已无法把握世界重心，无法对斑驳世界作出整体解释。《马桥词典》固然以词条形式打破了小说边界，但时空的完整、小说要素的保留，使得它依然是一座充满文学氛围的诗意公园，而《暗示》随笔、杂感、笔记小说共存的混合文体特征，则明晰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打破小说文体，丧失通过小说方式建构世界可能后，韩少功终于通过《暗示》的文体实践，找到了通过随笔体来建构另外世界的可能，“现代社会里传媒发达，人们很容易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因此，一个文学写作者描述这些事可能是不重要的，而描述这些事如何被感受和如何被思考可能是更重要的。这就是我有时会放弃传统叙事模式的原因。我想尝试一下将笔墨聚焦于感受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办法，于是就想到了前人的笔记体或者片断体”。【10】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自《马桥词典》开始到《暗示》成熟的“文体破坏”的创作实践，韩少功写作离小说、特别是传统小说越来越远。他日渐逾越传统小说边界的“文体破坏”，与他对传统小说及其写作方式的思考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韩少功已经无力从对世界的观照中，获得一种本质化理解的精神困境。《暗示》“笔记体”或者“片断体”的写作方式，既是他主动思考写作方式的结果，更是他陷入精神困境后的无奈选择。当韩少功始终站在思想前沿，力图通过思考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时，无法解读的现实和无从表达的生活，成为他遇到的现实难题，并在这一难题逼迫下，彻底放弃了对小说边界的坚守，选择了《暗示》般驳杂的表达方式。由此看来，对韩少功而言，形式具有本体意味，小说文体不仅是写作技术问题，它意味着写作行为与生存实践之间的深层联系，意味着坚守小说纯粹之途的步步退却，和精神追问的步步逼进。韩少功文体之“变”的背后是他精神追问的持久和恒定，而他对小说文体的最终放弃，终于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困境。
    02
    对韩少功写作行为和生存实践之间深层联系的思考，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整体上考察韩少功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尽管韩少功极其复杂，以致于有论者发出这样的感慨，“讨论韩少功是有难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少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因为对于他任何一方面的描述都可能失之偏颇，而不能见出一个完整的个体”【11】，但他丰富的文学实践、文学行为和文学写作互为话语的状态无不提醒我们，韩少功驳杂背后，存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精神内核，包含着可以开启他文学世界的精神密码。从当代思想流变的层面而言，韩少功创作凸显了当代作家必然面临的三重思想资源：西方理论资源烛照下的“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悖论表达；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其中，“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表现在韩少功创作中对地域文化和民间智慧的重视，以及人格特质中担当情怀的承续，而并未从表现对象的恒定和理论视野上对韩少功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论述另外两重思想资源。
    “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两者的强势，几乎构成近三十年来文艺创作者、研究者观照世界的基本理论支撑，韩少功同样未能摆脱此理论语境的制约，从上文对韩少功小说文体变化脉络的梳理，可以发现其流动的理论资源主要在此框架中进行。1985年前的韩少功，经历了“文革”的狂热和狂热之后的清醒，开始转入到热烈的现代化追寻中，从否定狂热的革命到为现代化变革欢呼，显示了他根植于时代共识之中的对现代性追寻的热情。尽管1985年的《爸爸爸》呈现出了全新的艺术面貌，但依旧未脱离此前他小说观中对生活本质化理解的窠臼。90年代始，韩少功明朗的精神姿态犹疑起来，并和他文体实践获得了内在同构：一方面，他大量的随笔创作，体现了“对现代化、启蒙、文化寻根，对权力、资本、媒介，对科技、人文以及西方的一些重要思想家等”【12】的重要思考，较早反思了八十年代现代性想象实现以后的弊端；另一方面，他通过文体破坏，以《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具体文本实现了对本质化创作的扬弃，从作家本位呈现了现代性反思。如果说，韩少功1985年以前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生活本质化理解，显示了根植于时代共识之中的对现代性追寻热情，那么，《马桥词典》、《暗示》对情节的放逐，则旗帜鲜明地昭示了韩少功对此前本质主义的怀疑，以及对现代性蕴含的确定性、整体性的反思。当他通过小说文体破坏宣告现代性破产的同时，也就注定他不可能通过小说的形式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而找到其他表达方式，几乎成为他此后作为作家的必然选择。事实也是如此，伴随研究者对《马桥词典》、《暗示》小说边界的质疑，韩少功几乎在质疑声中悄然获得了随笔家的身份，这进一步印证了韩少功随笔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既然“想得清楚写散文，想不清楚写小说”，那么，散文和小说对韩少功而言，不过是他“和身边历史对话”的不同方式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西方理论资源烛照下的“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悖论资源，在韩少功思想资源版图中，“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也是重要一翼，这一点从韩少功创作谱系性中创作对象的恒定性，即对知青（文革）经验的珍惜和挖掘，可以获得印证。韩少功始终将此置于“精神事件”的层面，并总是力图从中挖掘丰富的思想资源，这使得短短六年的知青生活，足够构建作家坚固的经验堡垒，并使得韩少功的表现对象呈现出同一性特征。如果说，西方理论资源开启了韩少功思想的窗户，那么，中国独特的革命实践经验，则成为其思想立足的基点。两者的相辅相成，使得韩少功没有止步于展示经验的故事讲述者，而是成长为立足大地的真正思考者。韩少功尽管表现的对象从未离开知青经历，但却永远无法简单归为知青作家。可以发现“知青（文革）经验”始终是其表现的重点，近两年来的《日夜书》和《革命后记》的完成，展现了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思考所达到的高度。在一次访谈中，韩少功曾提到，“我觉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直有两个意识形态包袱，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一个‘发展’的意识形态，分别从法俄和英美两条路线而来”【13】。确实，结合韩少功隶属“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左翼资源”，并且深入骨髓的“知青经历”的生命体验，可以发现，他多年来思考的基本视域始终没有脱离凝聚了现代性目标的“革命”和统领了反思现代性冲动的“发展”两大命题。换言之，对“革命”和“发展”两大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思考，直接衍生了韩少功庞杂的文本世界，无论是文革期间的主流创作，还是伤痕文学时期的反思、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寻根主张以及创作实践、对文体的极度破坏、随笔涉猎之深广，我们几乎都能在对这两大范畴的滋养和反思中找到影子，并且理清其文学实践的精神路数。如果要用更为简洁和形象的语言来表述当下对两者的思考，则是韩少功提到的“脑坏了，心坏了” 【14】。
    “脑坏了”意味着知识生产出了问题，意味着气势汹汹、自信满满的承载于知识之上的现代文明的传承遇到了根本困境；“心坏了”则意味着文明困境的十字路口，人心在一片荒芜文明前景下，内心信念的坍塌，意味着现实困境中价值重建遇到了麻烦。90年代以来，韩少功全部创作，无论是小说、随笔，几乎都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回应。韩少功对知识生产的危机有着很高的警惕，“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15】。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自然更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小说也是创造知识，只是这种知识与我们平时理解的知识不大一样。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挑战我们从小学、中学开始接受的很多知识规范，要叛离或超越这些所谓科学的规范”【16】，既然“小说也是创造知识”，那么对小说文体的破坏就是对既定知识规范的破坏，“克服危机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17】，有论者以《暗示》为例，甚至这样表述，“文体的陌生化是为了凸现知识的危机。突破文体的界限，也就是突破习惯的思维方式，挑战既成的知识规范”【18】。由此看来，韩少功文体破坏的行为，其实正是他意识到“脑坏了”之后，作为一个小说家，力所能及的补救和介入，对知识危机的担忧和化解危机的强烈愿望，构成了韩少功文体探索背后的精神动因。
    “价值重建”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它与知识危机密切相关，但所带来的危害则更直接地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在“革命”乌托邦破碎、精神大厦倒塌后，如何修复千疮百孔的人心，如何平复深受伤害的心灵，如何避免极易被二元对立思维控制，以至流于义愤从而在寻找价值重建的道路上再次迷失的情况出现，韩少功的态度尤其谨慎，“……80年代留下的上述一大堆二元对立，曾经是我们诊断生活的一个个随身量具，眼下都在我面前的复杂性面前完全失灵，至少是不够用了。”【19】。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失灵的并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思想和启蒙公式，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明晰的“新左”和“自由派”对峙分歧中，在两派面对现实言之凿凿自我立场表述中，韩少功在犹疑外表下，显露了精神的迷失和困境。作为亲历革命大厦倒塌的一代人，在目睹革命的狂热、极端和对革命声讨的同样狂热、极端后，他的精神立场显示出了迷失背后难得的审慎和理智，显示了知识分子难得的充满智慧的反思姿态。这让韩少功的面目在思想界“左”“右”对立的语境中变得模糊，并且极易招致简单而愤激的指责，“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囿于自言自语”【20】。他仿佛戴着X光的眼镜，总是能看到表象背后的真相，看到灿烂背后阴暗的一面。“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21】。韩少功从80年代的自信明朗向90年代犹疑审慎的转变，意味着他对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思想资源有限性的怀疑，意味着他在打量价值重建的路上对知识分子精神姿态的思考和调整，也意味着他在价值重建的困境中企图找到新的思想资源努力。事实上，作为一名有着强烈实践品格作家，韩少功在对个体思想资源反思、清理过程中，也一直以生命实践形式，身体力行地通过一些小说家之外的社会实践，给新的思想资源的生长找到一线空间。
    概而言之，韩少功多重思想资源及其建立在当代语境中复杂的流变关系，构成了韩少功文体破坏的根本动力，是他创作谱系性中更为深层和本质的层面，也是是决定其精神主体生成的关键。
    03
    作为一名真正持有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韩少功和其他浸染于根据中国复杂而多重思想资源的知识分子一样，并未脱离大的历史语境，但不可否认，随着90年代知识界分化加剧，韩少功精神世界的犹疑和审慎变得独特起来，在热闹非凡有着共识的80年代的思想剪影中，他作为个体的孤独越来越显影出边缘和逆行的姿态。除了对怀疑的确定，对理论实践品格的强调几乎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最为重要的特点。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中国迫切需要恢复理论的实践品格” 【22】，“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23】。
    他立足知识分子立场，曾雄心勃勃地企图给中国思想界搭建交流平台，事实上，无论是非常成功但很快折戢的《海南纪实》，还是曾经引起中国思想界震惊的《天涯》，都包含了韩少功青壮年时期，企图以入世的热情来重建价值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的结果除了产生思想界的热闹喧嚣外，并未给韩少功价值重建的大厦添砖加瓦，他在《我与<天涯>》中说：“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动乱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24】这段文字是我看到的韩少功关于诸多生命实践意义表述最为悲观、黯然的文字，其中所渗透的落寞、无奈和他性格的热情、阳刚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内心弥漫的迷茫和无力之感，让他知道凭借以往的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根本无力在整体上对眼前的世界进行解释，更不用提对世界的改变。“机缘巧合就打团体赛，机缘不巧就单打”，在意识到团体赛终有结束的那天时，韩少功选择了单打，他回到了知青下放地——汨罗乡下。
    回到汨罗乡下，意味着韩少功对自我知识分子身份生命实践有效性的怀疑，也意味着他放低姿态，忘记身份，企图通过接通地气以打通精神通道的努力。如果说，对小说文体的破坏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意识到现代性危机后，力所能及所做的补救和努力，那么，在承担丧失通过小说通道，搭建一个完整世界可能后果后，在以随笔的锋芒呈现了整体世界颠覆后的精神世相，却发现依旧于事无补后，对韩少功而言，他既然选择担当，那就意味着他必须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耗尽以后，如何重建新的思想资源？或者问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在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中，中西文明碰撞过程中严重不对等的文化认同后，韩少功作为一个心怀天下，极有文化担当的作家，他是否想到过以个体的努力在这一艰巨的目标面前付诸实践？
    韩少功显然有自己的回答。回到汨罗由此具有超越性意义，这意味着他从精神层面向生命实践更为彻底地推进。在现代性强力渗透的今天，在发展的逻辑理直气壮，革命的图景竟然只能当作历史一抹背景今天，韩少功重新扎根土地、恢复地气的精神姿态显得如此扎眼。如果说，知青经历在此以前更多只是韩少功的观照对象，那么，从2000年重回汨罗开始，知青身份对他而言则有了另外的一重意义：他带着时代烙印意识到现代性危机日渐深重后，重回尘埃满面的下放地，以个体的生存体验为依托，带着对知识生产局限强加于个体思想桎梏的警惕，以此沟通和现实的联系。这种和现实对话的姿态，显示了他内心的精神路数和隐秘，包含了韩少功对知识分子精神主体成长路径的思考和剖析，只不过相对学术界更多依赖概念推导的学者而言，他天然更为尊重和信赖个体感性经验。当文革结束，伴随政治势能所累积的精神能量释放完毕后，韩少功数次从个体清晰的思想轨道中越出，对种种简单但贻害无穷的思想风暴进行了清理，并愿意以个体的生命实践，去寻找介入精神病相的路径，《山南水北》正是韩少功此次生命实践的成果。
    韩少功的行为由此接通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主体的生成。不可否认，从纵向精神坐标看，韩少功打通了和鲁迅之间的沟通，同样的人间情怀和实践精神注定两者精神目标的重大，尽管两者在纯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上让人遗憾，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文学世界的宽广和力度。韩少功和鲁迅一样，写作既没有沉入纯粹的书斋，也没有陷入个人迷思，甚至始终没有进入私人领地，但其文本世界却弥漫着大的悲悯和关怀。从横向坐标看，和同时代作家相比，他几乎难以心安理得地只营构一个小说的世界，现实的精神遭遇总将他从纯粹的小说世界中拖离出来，为了更方便和身边历史对话，他甘于一步步放弃小说的领地，乐于寻找小说以外的多种路径表达自己的思考。
    韩少功对小说文体的破坏，显然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小说文体的危机，也显示了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及其自我挣扎。随着碎片化的生活逐渐成为现实，随着发展的逻辑理直气壮地替换革命的逻辑，随着反思现代性对宏大整体世界的解构，知识分子在摆脱启蒙和救亡等沉重的历史重托后，精神主体的生成仿佛失去了具体的依傍和载体，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入一个无我之阵，如何在无我之阵中发展成熟的个体精神生命，成为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失去共识后面临的现实处境。韩少功在彻底告别依附于宏大叙事，依附于主流意识声音之上的精神成长历程后，越来越呈现出精神主体的强大和独立，越来越显露了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体现了作为作家的复杂和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坚韧。随着时光推移，他作为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的观照者、表述者，必将越来越显示其可贵价值。
    作者简介：黄灯，湖南汨罗人。2002年毕业武汉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广东金融学院。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业余创作随笔，曾获2016年十月首届“琦君散文奖”。
    注释：
    【1】【7】【9】韩少功，王尧：《文学：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之三)》，《当代》2004年第2期。
    【2】【10】雪峰，韩少功：《韩少功：我喜欢冒险的写作状态》，《南方日报》2002年12月13日。
    【3】【15】【17】韩少功：《暗示•前言》，第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均，韩少功：《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
    【4】【6】韩少功：《马桥词典》，第8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旷新年：《小说的精神———读韩少功的<暗示>》，《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5】利昂•塞米利安：《现代小说美学》，第8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19】【24】韩少功：《我与<天涯>》，《然后》，第231、23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1】杨庆祥：《韩少功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宿命——以<山南水北>为讨论起点》，《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
    【12】王尧：《“思想事件”的修辞》，第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21】韩少功：《我的困惑与自信》，《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
    【16】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辞典>的对话》，《马桥词典》，第46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0】余杰：《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第6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第14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3】韩少功：《暗示•附录二：索引》，第394－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