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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描述当下文坛趋势，我会说文学越来越国际化，而非地方主义和城市化。同时，新生代不再有对极权政治的记忆，而极权政治是我这一代的标志。 刘耿：这是您第二次来中国，对于中国，您有怎样的印象？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与巴西是否有相似之处？对于中国文学，您又有怎样的了解？ 泰扎：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很快意识到，不应该急于对中国下任何明确或轻易的结论。中国与巴西之形成完全不同——它有五千年的文化、自视为世界中心的民族意识、而且与自己外周的国家不同、深植于历史的帝国传统、相对特立独行的国家声音、以千年计的政治集权、民族团结等等。 同时，中国与巴西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快速过程与结果方面。我认为中国和巴西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最密集的两个国家。这便导致了类似的后果。 在心理上，我觉得中国市民与巴西市民日常生活是一样的：显然，我们都是膨胀和外向的人。中国人像巴西人一样，在相似的不拘于礼当中，足够欢乐。技术在中国人身上施展着魅力——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部iPhone，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技术也是这样俘获了巴西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历了方兴未艾的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两个国家。 对于中国文学，我还知之甚少。我很喜欢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最近我读了莫言的一本小部头的杰作《变》，叙事非常出彩。我刚读完一本英文版的书，是上海青年女作家薛舒的，叫《世上最美的脸》，这是一部有味道的小说。还有一本中国作家的英文版小说，我也快读完了，他也来自上海，名叫叶辛，我读的是《玉蛙》。 其实，文学是一种普世的艺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可能的文化差异最终只是细节，而作品的本质是无差异的。文学真正的诉求在于普世的人类状况——我们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彼此间是那么相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