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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扎：我不知道。我就是成熟了起来，问题怎样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怎样直面它们。菲利普很多年前就不再是问题，现在他是一个伴。 刘耿：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和您有着相似的经历，也曾以自己与智障儿子的亲身经历为背景写成小说《个人的体验》，近几年，大江先生又陆续为孩子们创作了不少作品，并借此反思成年人应该给孩子什么。那么，您最想给自己的儿子什么呢？您和儿子现在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 泰扎：我与儿子的关系好极了，深层次的和谐。我觉得自己对他的爱之浓密是平常爱达不到的。今天，我的妻子、我和儿子，是三个成年人过着一份平常的生活。我的女儿安娜已经结婚，刚刚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我第一个外孙。总之，一切都好。 刘耿：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巴西社会对于患唐氏综合征的儿童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如何？ 泰扎：过去二十年来，情况实质性地好转。今天，大家都知道一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这样的孩子甚至已出现在电视剧中，电视剧在巴西是很流行的。今天，人们习惯了理解和尊重唐氏综合征患者，因为关于这种病的信息很多。在理解问题人群和缺陷人群的方面，巴西社会成熟很多。与孩子的问题，事实上更多地处在家庭关系而非社会关系之中，有时，父母才是问题所在。 “作家应该去做想做的事” 刘耿：书中讲述父亲和儿子的相处之外，穿插着父亲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回忆，他“从对抗‘体制’的叛逆青春期到参加戏剧团，再到巴西军统时期生活在合法及不合法的政治观念下”，这是否就是您个人生活的写照？书中提到了1974年在葡萄牙爆发的石竹花革命（又名康乃馨革命），您是否曾亲身参与到当时的革命浪潮之中？对于那场革命，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和体认？ 泰扎：所有文学作品最终都要将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做充分的连接。没有人生活在鱼缸或防尘玻璃罩中——社会和政治总是影响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因此，我将巴西故事和孩子父亲的故事平行叙述。 是的，在某种形态上，我是我们这代年轻人中的一名叛逆者。我曾经反政府、反家庭、反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曾经是“时代精神”。但是，我没过过地下生活或革命生活，就像那些选择了武装斗争的年轻人一样。因为当这个选择在很多人看起来很清晰的时候，我还很小。 我是1974年12月去葡萄牙的，不是为了参加革命而去，而是为了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学习、阅读、了解这个世界。这是一次震撼了我的游历，我接触到欧洲的自由，恰恰就在该地区最后一个独裁政权倒台这一年。 1974年4月的康乃馨革命是一个奇迹——没有死一个人，只有政权坍塌，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帝国随之同逝。当代世界从那一刻起，开始深刻改变。 刘耿：儿子成长的这几十年，巴西社会也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您在书中提到：“尽管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出现了问题，但民众依旧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多年后，作家惊讶地发现，人们确实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生活。”这场变革究竟给您和您的家庭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泰扎：巴西正处在一场紧张的城市革命中——这个国家从以农村为主快速过渡到完全的城市化，集中于大型的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其民主经验已超过20年，有定期选举。国家确实富了很多，但也制造出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犯罪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之一。还有，我们各个层次的教育实际上是落后的。最终，这一切都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依然认为这个国家比1980年代好很多，这点毫无疑问。 刘耿：您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了创作，什么原因让您对写作产生了热情？当时巴西国内的创作环境又是怎样的？其间您又做过许多种不同的工作，也经历了巴西社会从专制到开放的巨变，您曾经梦想像约瑟夫·康拉德那样环游世界并创作小说，为何最终却选择回到巴西？在您看来，作家的写作究竟是应该直面当下的问题，还是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 泰扎：我经常说作家应该去做想做的事——这一点也不比一名艺术家不得不屈从于社会准线或政治命令更恐怖。艺术正是感知社会的深层次，洞悉其最隐秘的问题，也是作为个体潜水于人类所处状况之中。作家可选择的不多——不可能过一种与现实脱节的生活。所有的文学都有一只脚深深地插入现实生活中，比看起来抽象得多。 我返回巴西是因为作家是由他的语言所成就的，我不能活在远离葡萄牙语——或更确切地说是巴西语言——的地方。毕竟巴西才是制造了我和塑造了我的地方，没有其它地方可取代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