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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炜：您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塑造上，哪种体裁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 徐放鸣：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富有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以长篇小说为例，我认为这种审美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统一”。 一是史诗情结与“社会生活史”、“民族心灵史”呈现方式的统一。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国家形象多元而又整体的样态，着重塑造中华民族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民族精神世界变迁史中的多元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人、物、事。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的史诗情结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从“共名”走向“无名”，“宏大叙事”亦被诟病，然而“史诗性”依然被看作评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评论家亦不吝惜用“史诗”来评价优秀的长篇小说。如雷达评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是“史与诗的恢弘画卷”，陶然评价阿来的《尘埃落定》是“西藏的史诗”，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民族秘史”等等。在史诗情结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创作尤爱“大部头”，力争“全景式”。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领域看，史诗所具有的客观性与整体性的内在特质、崇高与宏伟的美学风格、民族性与人类性相融通的思想内涵都与国家形象“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呈现方式实现了遇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作家的史诗情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一种审美“共性”。 二是英雄情结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特征的统一。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特征是指国家形象的呈现需要富有责任意识的创作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来，以蕴含正能量的国家形象为表现内容，影响本国国民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发挥对自己国民的启迪、凝聚、提升的作用，以实现文学艺术所特有的审美教育功能，同时也积极影响他国读者对“他者形象”的构建，从而努力修复被歪曲、误读、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则表征为英雄情结，英雄形象的塑造亦被当前的主流作家所钟爱。时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虽然近些年由于人们对“高大全”、“假大空”式英雄的厌弃，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非英雄化倾向，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英雄形象依然是国人心中最为深刻的形象记忆，如《历史的天空》中的革命英雄，《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中的改革英雄，《抉择》《至高利益》中的反腐英雄、《亮剑》中的另类英雄等等。英雄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时代精神的化身，具有超越性的品格，对国民有着引领、激励与启迪的作用。同时英雄也是展示时代风云、历史变迁，为世界呈现新时期开放多元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因而，在英雄情结的影响下，作家以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为叙事起点，达到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相一致的审美效果。 三是现实主义情结、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间性特点的统一。文学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不取决于单一的主体性，而是取决于作家与读者双向的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是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要重视接受主体，要以更易于为本国读者与他国读者观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内容、形式、策略来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最终形成构建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如果文学构建的国家形象“叫好不叫座”，接受范围局限于评论家、文学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这种国家形象显然是没有价值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虽曾一度被怀疑与贬低，最终却以独特的文学生命力实现了回归。作家心中也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这种现实主义情结尤其体现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反映时代，贴近现实、客观描写等特征，易于被读者认可与理解，促进了国家形象的接受。另外，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在深入探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标志，其作品所富有的人性深度成为莫言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人性深度亦如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寓言性色彩。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当代作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性深度具有“世界性”品格，成为与“他者”文化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以这种现实主义、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特征实现了统一。 叶 炜：那么，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徐放鸣：回顾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呈现问题，我们也要正视存在的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形象构建的想象性与现实性失衡。反观当下，部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明显不够，部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闭门造车”、“技巧优先”等问题无疑拉大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贴近读者的生活实际。二是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形象批评”乏力。我们在关注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接受与传播主体的同时，并未忽视文学批评这一要素，因为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为突出的动力与纽带作用，它既推动着文学创造，又影响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影响着整个文学活动的实现。目前对于文学如何呈现国家形象的批评与研究显然乏力，从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开展的“形象诗学”研究亟待加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