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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炜：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上有怎样的收获？ 徐放鸣：具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从如下五个方面成功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面貌和蓬勃生机。 一是开放形象。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中国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这种开放形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展现逐步深化的体制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的开放程度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而不断深化，如张宏森《车间主任》展现的北方重型机械厂的改革历程；吕雷、赵洪长篇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描绘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进程。其次是表现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巨变。以农村与城市为视点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形象。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表现了城市的改革；何建明长篇纪实文学《江边中国》全景式记录了江苏永联村，这个长江滩涂上的贫穷村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一个村的‘中国梦’”。由此，中国的开放形象也成为最具国际认同感的国家形象特质。 二是民族形象。为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民族性消退等风险，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地方性”成为文学构建国家形象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呈现民族形象方面成就突出。这一民族形象既是指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形象，也包含当代文学中各少数民族形象的生动展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相似而又独具本民族特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神采各异的民族风情，如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张承志的《心灵史》，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学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多个民族独特的艺术形象。 三是世俗形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日趋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个人，下移到了世俗而琐细的生活情境。在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重视对日常生活和寻常人物的非典型化书写，呈现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世俗形象。以新写实主义小说为例，在“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作家将“社会化叙事”转向“私人化写作”，崇尚“零度叙事”，消解了精英与平民的差异，拒绝崇高、回避理想，表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叙事美学与生活哲学，展现出一幅独特的世俗形象。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太阳出世》等作品注重表现平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和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为世人呈现了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现实。 四是文化形象。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家经济崛起与文化发展的失衡导致了人们的焦虑。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国人新的文化理想。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呈现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使命。回顾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呈现，可以看出这种努力是一以贯之的，比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对玉文化的描写，王安忆《长恨歌》对上海弄堂文化的刻画，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对茶文化的展示等等，这些作品都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展示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 五是美丽中国形象。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又展现出新的内容，即努力呈现美丽中国形象。当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关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倡导与研究也成为文学呈现美丽中国形象的理论先导。这里的美丽中国形象是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展现出的优美、宜居、独特的中国生态形象。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国文学勇于承担时代的责任，为世界呈现一幅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注重环境保护的中国生态形象。如裔兆宏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记录了南水北调工程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贡献。又如大型电视纪录片《美丽中国》，为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的独特魅力。这些创作实践都为美丽中国形象的呈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