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一百年了，诗人兴会，诗事繁忙。
    在“新诗”的这一历史进程中，笔者也有着35年的创作经历。笔者当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实践者，但这已经是笔者人生意义的全部，所以十分珍惜这一漫长而又美好的诗歌时光。而且，和所有的新诗人们一样，“新诗”已然成为我们的另一个“身份证”。
    自由的“新诗”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精神让我们获益匪浅。它不仅给予了我们书写的自由，更是给予了我们心灵的自由。一百年的实践证明，一种没有固定格式的诗歌可能更适合现代中国人的表达。
    在现当代，中国诗歌有着两次规模较大的“放足性革命”。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将中国诗人从“三寸金莲”似的旧体诗中解放了出来；一次是新时期文学复兴时期，新诗将中国诗人从“三寸金莲”似的禁锢中解放出。这两次诗歌革命，使中国新诗迈出了烂漫的脚步。因其向来与传统的旧体诗相对，所以习惯称之为“中国新诗”。
    但是， “百年新诗”可能是一个有待推敲的概念。所谓百年，所谓新诗，无非是说它是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舶来品”。对于中国新诗的“舶来”之说，我不完全认同。事实是，在中华传统诗歌文化中，自由体诗歌一直存在，只是一度失去主流身份进而丧失其“大雅之堂”的地位罢了。比如，《诗经》里的大部分诗篇，格式就十分自由；而在《诗经》豳风的故乡——今天的关陇一带，曾经广泛流传的北魏陇东人胡太后的《杨花词》，就是一首没有一点拘束的自由体诗歌；即使是被称之为中国第一首白话诗的《两只蝴蝶》（胡适），因为半生不熟，也是一首不土不洋的自由体诗歌。而在当代，包括笔者在内的没有西方外语阅读能力更没有西方外语诗歌写作能力的汉语诗歌作者，哪怕是那些很先锋的所谓现代派诗人，其诗歌所秉持的无疑还是汉语诗歌传统和当下个体的艺术经验，当然那些通过语言直接获取西方艺术真谛的诗人除外。至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诗革命，只是借助强势的西方文化之名重拾了一种自由的诗歌精神而已。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将西方的自由体诗歌拿来做了一次反封建、反八股——归根结底反束缚的借口。
    “中国新诗”何止百年，因为不可拆解的文字结构、无法抹去的文化记忆和独特的民族情感等因素，中国的“新诗”其实一直深深扎根于上下五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从根子上来说非“舶来”的他山之石也。起码，我的诗歌就来自中国本土。正本清源，“中国新诗”到了该认祖归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自由体诗歌的实践者，我对此一直持有足够的自觉和自信。
    鉴于此，笔者斗胆倡议诗学界对“百年新诗”这一既成概念进行自觉修正，尤其是诗歌写作者，在自己诗歌文化的血脉上应该有所认知有所坚守。至于究竟怎么称呼“五四”以来的“百年新诗”，请学界高手支招，这里只是提出问题抛砖引玉而已。当然，这可能也不是一个问题，那就权作一次商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