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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清词在词史发展上的复兴之说，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但是，复兴的实质是什么，复兴意味着什么？ 清词复兴的实质是词人心灵能量的又一次总体爆发，严迪昌曾指出：“清词的‘中兴’，按其实质乃是词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的一次复兴，是词重又获得生气活力的一次新繁荣。”⑧尤其是清初和晚清。清代初年，异族入主、家国破败，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对士阶层造成空前的心灵震撼，重重郁积的心灵能量需要宣泄发抒，于是“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及关注之际应运而起……词在清初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而日趋繁荣”，⑨由此奠定的词的抒情高度不仅上埒两宋，甚且犹有过之。而至晚清，外侮频仍深深震撼了词人的心灵，使他们的词作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感怆，词的抒情功能再次得到强化与复归。从词史发展进程来看，复兴的含义，无疑有发扬唐宋词传统的意思，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超越，是新的时代因素和美学因素的注入。 首先是题材的扩大与延伸。一直以来，词被视为“小道”、“艳科”，题材被规定在对男女之情的描写上，并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长期延续下来，两宋即使有苏轼、辛弃疾等的开拓，扩大词的表现领域，但大多仍然严守诗词的边界与分际。到了清代，词的题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以往由诗歌等承担的题材，也多被清人纳入词中。其一，关心民瘼成为自觉意识。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写康熙十三年撤藩役起，征调民工之事，表达了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其风格与表现手法都直承杜诗。胡成浚《玲珑四犯·壬戌六月悯旱》写嘉庆七年广及全国不少省份的大旱灾，体现对灾民的同情。其二，反映重大社会事件成为常态。自陈维崧提出选词“存经存史”的观念，周济又有“诗有史，词亦有史”之论，进一步予以深化，并且得到了创作界的积极呼应。尤其是到了晚清，不少词人自觉地用词来反映历史事件，如张景祁《曲江秋·马江秋感》表现中法马江之战，朱祖谋《夜飞鹊·香港秋眺怀公度》表现割让香港之事，文廷式《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写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皆堪称词史。其三，呈现时代精神，表达忧患意识更为深广。宋词虽不乏忧患意识的抒写，但多关乎自我。清词则多有开拓深化，尤其是晚清，面对内忧外患的巨大变局，士人知识分子在词中表达了浓厚的忧患意识，体现出深刻的思想锋芒。如黄遵宪、潘飞声先后写下的两首题咏罗浮的《双双燕》(罗浮睡了)，以其对于“睡”、“醒”之间的思考，体现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衰微的忧虑，以及奋发图强的自信，使其汇入当时立志救亡的大合唱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四，咏物题材更为开阔。词中的咏物之作，南宋已空前繁荣，不过就其总体趋势而论，仍有很大的局限，所反映的生活不够丰富，涉及面不够广泛，这些在清代都有了新的变化。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所歌咏的对象，多有新异之物，体现了新的创作追求与审美情趣。更为独特的是进入近代之后，词坛将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事物及时摄入作品，如王以敏《长亭怨慢·铁路》、邓鸿荃《沁园春·留音机器》等，体现了对“诗界革命”的呼应。至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表现，谈诗论艺的自觉追求⑩等等，不胜枚举，真正是无事、无意不可入词了。 其次是创作手法与技巧的变化。作为有创造力的清代词人，处于唐宋词影响的焦虑下，以复古求新变，对于唐宋词所创造的境界，或加以深化，或转换角度，翻新出奇，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学习之上又有所超越的自觉。如朱彝尊《卖花声》(衰柳白门湾)一词，谭献称其：“声可裂竹。”(11)金陵是历代咏史怀古的热门题材，以词而言，较著者有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和萨都剌《满江红》(六代繁华)，两位词人构思与创作时，胸中各有一部六朝的兴亡史，因此，描摹景物，皆用虚笔，重在抒发主观感受。朱氏此作则是实写登临之事，景物皆即目所见，而怀古伤时之意，自然蕴于其中。不仅如此，实写之中，又有虚写，虚实互相生发，更觉摇曳有致。比起王安石、萨都剌之作，朱词气局较小，但真切具体，确有过之。而纳兰性德以血泪抒写的悼亡之词，如《沁园春》(瞬息浮生)、《金缕曲》(此恨何时已)等，情感真挚，溢自肺腑，不让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专美于前。东坡写梦中相见情境，纳兰则写醒时场景，更觉真情郁勃。清人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构思和情韵上，在结构上也挑战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是宋代咏物名篇，刻画春燕情态，暗含思妇意致，颇为工巧。顾贞观作有《双双燕·本意，用史梅溪韵》，虽用原韵，但人、燕合写，以人为主，从独自相思，写到燕归人滞，又复回忆旧日情事，悬想春燕来归的情境。句句咏燕，句句传情，旧调新唱，富有创新变化。顾贞观“以词代书”的两首《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飘零久)，陈廷焯认为：“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12)虽然不是“正声”，但陈氏也肯定它为“千秋绝调”，实际上，这个“非正声”，正是清词的贡献之一。清词复兴的过程中，作家们为了表现出特定的时代和个人特色，就是在这样与传统路数不同的地方，发挥了不少心思才力，构成了清词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再次是词境的提升。清代词人非常注重境界的提升，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点是从缘情到形而上。唐宋词基本循着“缘情”的道路发展，尽管有苏轼、辛弃疾等的不断开疆拓土，大致趋势仍变化不大。至于表现哲理，似乎离词体较远，因此，两宋时期罕见佳篇。(13)清代词学的一大贡献是尊体，其重要途径是向诗学靠拢，旨在打破诗词畛域，指出向上一路。尤其是常州词学，其开创者张惠言以词言理，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运用传统的主题，表达对人生的体悟，形象之中含有哲理，以此开示后学，在词史上也是一种创造。正如缪钺所评：“这五首《水调歌头》词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不仅是表达其赏春惜春之情，而是通过这些透露出其百感交集的复杂而深沉的情思，遂增加了词的深度与广度。词中有慷慨悲歌的激昂之情，也有萧闲澹泊的夷旷之趣；有悔不十年读书以著述自见的努力之志，又有因为想到千古斯须而轻视名山事业之心。”(14)将性情与学问、胸襟与哲理相融合，既真挚婉密，又高远深邃。王国维注意到了清词的这一走向，进一步将词境深化，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作为对于中西哲学都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学人，他将哲理的内涵引进词中，创作了不少具有形上内涵的词。词中的意象多是寒霜秋风、残霞落花、鹤唳乌啼，充满了生死无常、人间无凭的伤感，弥漫着一种人生拷问的哲学意味，从而体现了对唐宋词的某种超越。(15)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清词在题材、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意蕴等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意识，体现出宏大的格局与高妙幽微的艺术境界。(16)只有到了清代，词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抒情诗，成为全方位表情达意的文学样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超越又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创新中完成的。陈维崧《今词苑序》云：“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17)意在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有变创的精神。可见，清代词家虽以唐宋为典范，但又自觉地认识到，不应盲目追随唐宋，而应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