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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0年代文学地图册里的“北中国” 由此我们足以深入了解这幅以内蒙、新疆和甘肃等北中国为轴心的历史地理图对于张承志的重要性，这是他决定创作《心灵史》这部集文学、文化和历史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的最重要的诱因。由此还可做进一步推测，假设没有知青情结、北方民族史专业，张承志是不可能从中发展培育出穷人志业这个思想趋向的。甚至都无法想象，作为北京籍作家的张承志，他怎么可能接触到并创作《心灵史》这种与其生活环境和人生经验迥然不同因而也非常陌生的题材呢？这种推理使我忽然意识到，作家此前的《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作品，实际上就是《心灵史》的积累，它们仿佛是散布在这部长篇中的一个个片段，当然它们最终被改造成了另一个故事。这种情形，令人不由得想起当代作家梁斌《红旗谱》与他此前十几篇中短篇小说之间的关系，杨沫在完成《青春之歌》前也有过这样那样不成熟的习作，没有《腊月·正月》、《远山野情》、《黑氏》，何来贾平凹的《废都》？没有《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金发男儿》、《白狗秋千架》等，也无法理解莫言《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的问世。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把《心灵史》看作是张承志对自己不同时期文学思想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总结(27)。 因为在很多散文中，张承志都向我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过这个“北中国”对他思想和创作生活的重要意义： 西海固变得更辽阔了——东到松花江畔的吉林船厂，西到塔里木北缘的新疆焉耆，我不知目的，放浪徘徊，像一片风卷的叶子，簌簌地发出“西海固，西海固”的呓语，飘游在广袤的北中国。 在冬夜的西海固，在荒山深处的一个山沟小村里听农民给我上清史课。那震撼有石破天惊之感，我在第一瞬就感觉到它巨大的含义。上湾弟如同一名安排教学课表的办公室人员，每天使我见到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人。(28)他夸张地称它是个人的“另一所大学”，是要远比北大和社科院给他更多思想启发和精神熏陶的。不难发现《心灵史》的很多处，例如花城出版社初版本的29、69、142页，他都对以孔孟伦理为基础的中国人的冷漠、奴性和自私给予了愤怒指责与批判，他显然把北大、社科院和文学界的“智识阶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思想温床扯到了一起，当然他的业师翁独健教授一人除外。我相信很多人不同意这种偏激观点。当然这观点我们又可以说就是张承志一个人的。然而得承认，与90年代很多情绪化的“文化批判”文章不同，他的观点是以严格的考古学、历史学知识为基础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的逻辑。张承志显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数几个有知识储备和认识系统，可以自圆其说的优秀小说家之一。在堪称他“小说指南”的《一册山河》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的思想脉络、学术知识和文学追求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因此在对张承志历史地理图与《心灵史》关系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先整理出两条线索来：在30年来的代表性小说家中，张承志是少数也几乎是唯一的在文体形式和思想上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的一个人。1978年他以知青作家身份登上文坛，创作上从未出现韩少功和王安忆等知青作家那样带有思潮印痕的转型，他没有跟随当代文学的路线图走下去，而是一以贯之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选择文学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审青年与劳动和人民的关系，它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金牧场》等作品中有集中鲜明的体现。他以上述历史情结为导向，以对北方民族的考古和宗教学研究为底色，自始至终地坚持和实践着“知青——穷人志业”这一精神脉络，由此形成了自己一生思想发展的逻辑架构(29)。我想是两个原因决定了张承志的“不变”。一是他主动离开北京和上海的中心文学场而选择了新疆宁甘青的孤旅的寂寞；其次他是一个思想重于形式的小说家，看重思想的小说家多半不会因文学的变局而动摇。这种不变现象因此为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提出了一个小角度，即在研究作家们的共同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考察和细究他们的个别性。 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情境中，张承志思想文学变化的特点值得注意。我在此前的《引文式研究：重寻人文精神讨论》一文中，曾经探讨了80年代作家围绕着文学与市场关系而争论的一些内外部原因，认为作家群体的分化是由历史转型产生的压力所造成的，虽然这种分化大多在文学内部，“诗人何为”仍然是文学界关心的主要问题。(30)但应该指出的是争论双方并不具备资本、市场和产业的知识。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浪潮，促使张承志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应对的灵感和力量。《一册山河》既是他为自己绘就的一幅历史地理图，也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巨大原动力。这幅“北中国”的地图，预示着他的历史文化图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挪移。张承志正是在这里重新设置了文学的边界，他开始了第二次的知青之旅，也预示着他已经走上不同于过去的文学之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