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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疆考古 按照张承志文章的提醒，我们把目光从内蒙转到新疆。1975年他从北大考古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回忆说：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问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11)9年后，《北方的河》(1984)发表，1989年《心灵史》的雏形《西省暗杀考》问世，16年后长篇小说《心灵史》出版。这些小说所使用的丰富的历史地理学材料，毫无疑义是与“新疆考古”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的；可是自1978年发表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和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1981年发表《黑骏马》，并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后，人们已经把他看做当红的青年小说家，没有人想到他还是一位严谨理性的考古工作者。据此我们认为，在考古工作者与小说家充满矛盾的关系中挣扎，一直延续在作家十几年的岁月里，是促使他最终离开民族所的主要原因。他这时期的考古论文发表在《考古》等杂志上，即使找到我们也无法判定优劣。不过，我们可以在与他新疆考古生涯有关的《一册山河》、《西省暗杀考》、《神不在异国》、《临近的卡尔曼》、《荒芜英雄路》、《火焰山小考》、《正午的喀什》、《夏台之恋》、《杭盖怀李陵》、《文明的入门》、《粗饮茶》、《焉耆的时间》、《从象牙塔到吐鲁番》、《圣山难色》、《日出天山外》、《相约来世》和《师命序》等文章中，继续追踪他思想和文学的踪迹。 我们从《一册山河》一文中得知，1980年张承志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曾经走过，在汉唐史书里记载的“他地道”。他身上所带的斯坦因的附图中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部分。为了研究蒙古时期的新疆，他要考察的阿勒泰山脉位于新疆北部和蒙古西部，向西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但他发现，“它在地图上把中亚和蒙古高原一分为二。蒙古那边次第分布着科布多、和林，还有今日的乌兰巴托；中亚这边是蒙古史上屡屡出名的别失八里、阿力麻里”，“我再把眼睛瞄准阿勒泰山脉，渐渐地它在我的视野中浮动起来，朦胧又逼近。是它造成了两个大地理区之间的分界，因为它，两个世界被隔开了”。从这番话可以得知，张承志正在从知青年代的故乡(内蒙)向着考古学地理上的阿勒泰山脉(新疆)移动，他自己也认为这次考古经历，“巨大地扭转了我的求学之路和人生之路”，“并且暗暗地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12)。 1982年，后来的《心灵史》作者深入“维吾尔人最古老的故乡之一”吐鲁番考察“硇砂”与“火焰山”的关系。他在《火焰山小考》里记述：“我先是骑马，后乘毛驴车踏查火焰山时，钻遍了这道盆地北缘的鲜红山脉中的每一条山沟。从胜金口、吐峪沟、木头沟，直至葡萄沟、桃儿沟，大河沿沟。可怕的灼烤每天都从清晨直至日落，折磨着我和我的维吾尔人向导”。“我心里想，大概，孙悟空在这儿也一样渴得半死吧”。考古队员风餐露宿的跋涉旅途由此可见一斑。张承志此行是要纠正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尺和俊、松田寿男两位教授在《宋史·高昌传》和《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谬说”。松田认为，火焰山来自于火山活动，而非自燃材料硇砂，硇砂仅仅产于库车(南疆，古龟兹国)，史料记于北庭仅为少数(北疆，今吉木萨尔)，因此少数必误。据此，长尺主张应该重修《宋史·高昌传》。根据中国地质学家1946年的考察，出于“学术必须两脚沾上泥巴才可能可信”的考古学原则，张承志经过实地踏勘，最终以论文《王延德行记与天山硇砂》(载《文史》，20辑)推翻了上述考定，他指出：“吉木萨尔(古北庭)出产硇砂的煤层自燃地点之火势，正逐渐变小”、“回首宋人王延德目睹的照亮了鼠獭的火势，可以感到千年前确实曾有大火，千年内渐渐衰竭”(13)。 然而出乎人们想象的是，张承志从来没想把历史研究与文学生涯、现场考古与北方民族史及文化源流真正地分开。相反他认为双方的关系是辩证的彼此深入的。就在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思维特点相互照映心境中，他造访了南疆的喀什古城。他描述当时的感觉是： 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我的心被掠夺了。那一次是毕业前的实习，但不知怎么，就像走错了路一样，越过那么辽阔的大沙漠，我独自跑到了这里。于是人就再也无法不想念，春夏秋冬，我身在异乡，一丝游魂却时时在这街头游荡。(14)正像人们已经看到的，无论从文学的感觉还是从历史的感觉看，这都是一次亦真亦幻的惊奇的经历。在喀什街上，他看见娇美的维族姑娘带着褐色的盖头巾，在痴醉的跳舞，仿佛她们是“神秘的女体”。毛驴子在炎热中拖着车，在中亚这块最大的绿洲上奔跑。葡萄架的周围，是灼烫的阳光。在有着三座尖塔和三弯镰月拱门的艾提尕尔大寺，“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默默礼拜，还补欠落的功课”。他还到一对东干人老两口家，和一个普通的维族人家里做客，他们谈南疆的苏菲派，紧紧抱着那本红封皮的大经，“地毯的厚实和图案，仿佛使我身心突然都进入了休息。时间已是傍晚，我觉得自己置身于深奥之内”。他内心感到：“这个小院对我意义重大”。在民族学著作中，他得知喀什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之一，建城已两千多年。它的两侧是帕米尔和伊犁，十一世纪有一个两河人，名叫阿布杜·尕底尔的人，是他传来了哲合忍耶，此外还有契迪耶，库西迪耶。在整个中亚的心脏，“我触着了一种——变成了传统、文化和气质以后的，信仰的魅力”。他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与一个来自帕米尔的塔吉克老人并肩而坐，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旧靴子，在热风中一飘一飘的胡子，“我却差点哭出声来”。 可能是想为这10年的考古、研究和思想做一个小结，张承志写过《文明的入门》这篇文章。他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中亚的名著是巴托尔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拉铁摩尔的《中国的边疆》、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近期还有克林凯特的《丝绸古道上的文化》和日里科夫斯基的《俄罗斯的命运》等。“羽田亨著作以浅易的叙述娓娓道来，囊括了西域文明所有史前的、印欧系统和突厥系统的、历史的和考古美术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全部线索”。结合羽田亨著作和自己的考古研究，张承志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住在塔里木东南部的古鄯善和楼兰国居民源自印度西北，他们的语言是犍陀罗语；另一拨以和田为中心的人讲的是伊朗语东部方言，他们将印度语改造成自己的语言，即和田语；大约在公元5世纪到8世纪，一批说着类似拉丁语的西部印欧语的人，在从高昌到焉耆和龟兹一带活跃起来，他们的语言被研究界先称为吐火罗语，后改为焉耆或者车库语。上述古代先民，都以印度文化和佛教为文明的基调。张承志指出穿过天山而下的突厥语，取代了分散在塔里木的各印欧古语，是文明更替的关键一步。几乎同步展开的，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西域”的伊斯兰化。“与伊斯兰化几乎迈着一起的脚步，伟大的文明飞跃出现了”。其中，用突厥语创作的文学巨著《福乐智慧》是一个标志。这样，读者感觉到张承志的回族身份、考古职业与文学理想在这里被有意收拢：“伊斯兰化就是中世纪维吾尔文明的现代化，伊斯兰教如同在北非提升柏柏尔人的文明一样，在传入的同时全面提升了维吾尔的文明，使之发达到了丰满美丽的极致”(15)。 新疆考古10年是张承志思想的重要转变期。一方面是考古队中的小说家，同时又是小说家中的考古队员，这种矛盾是他生命中最为纠结的地方，但同时给予了他与众不同的看历史和文学的独特的眼光。“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16)。在1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渐渐地明白了，没有学问和文明信仰做底衬的文学是走不远的，而文明信仰如果离开了文学的表达和传播也难以持久地存在下去。他在《师命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一文中坦承：“任何一个考古队员，从他第一次挖开封土或表土以后，就长久地陷入了一个苦苦的思索。绝对真实的遗物或遗迹沉默着，逼迫他也诱惑他想破译、想解读、想洞彻这恼人的历史之谜，抓住真实。”(17)它其实是新疆时期的张承志的自我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