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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和《心灵史》等小说据有重要位置，他也是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寻找另一个路径，采用“历史发掘”的研究方式，整理他人生、思想和创作的历史地图。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建史过程中，通过整理一个作家的历史地图对其进行历史定位的情况，在鲁迅研究、沈从文研究、老舍研究、张爱玲研究上曾经多次发生过。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难以离开这一相对稳定的学术史成规。 【作者简介】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991年1月，被张承志看做自己“文学最高峰”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在花城出版社出版①。然而，这部影响巨大却因卷入人文精神纷争而遭压制的重要作品，后来被沉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国当代文学史框架因诸多重要作家的涌现而构建，也会因社会思潮的强行介入而改变作家本身的重要性，这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曾频繁出现过。正因如此，张承志现象所裹挟的历史多层性，才应在后来的文学史整理中被重视。 本篇论文所遭遇的就是这个多层而复杂的历史框架，我们对这个历史框架的张望即构成了它的纵深感，那里面有张承志数十年的“前世与今生”。张承志原籍山东济南，回民，1948年秋生于北京，清华附中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放牧，后当小学教师。1972年被推荐工农兵学员入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就职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被派到新疆阿勒泰和吐鲁番考古，前后有10年之久。1978至1981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毕业后留民族所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1984年冬到甘肃西海固考察，后来多年深入甘宁青回民村落，思想发生转变②。他叙述个人的历史踪迹是，“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放牧黑山羊，在天山两麓探查美丽风景，在干旱贫瘠的回民区访师寻友追求真知”③。又补充说：“二十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彷徨。”④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张承志自选集》三卷本“草原”、“秘境”、“求知”的书名，更明确地指认了作家自述的30多年生活和创作历程的轨迹。本文无关当年争论，因为我在阅读材料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份隐藏在这部小说里的“历史地理图”。我感兴趣的是，这份关乎作家创作和思想的图标与《心灵史》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能否从这些山川地貌中推测出地质有意味的地形？ 一内蒙插队 张承志在多种场合声称《心灵史》是为“穷人的宗教”写的书，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种思想的苗头在他内蒙插队时期就出现了。 1968年夏天，当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扒车插队，混迹在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队伍里，翻越了张家口大境门一线的长城，紧紧抓牢解放牌卡车的木拦板，奔向苍苍茫茫的蒙古大草原——的时候，我们嘴里哼的是清华老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是还没改词的《长征组歌》，和被大小三军宣传队唱红的、谱曲不同的两套《毛主席诗词》。在那条剧烈颠簸的，蜿蜿蜒蜒通向大草原的路上，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唱着的歌，和自己将要迎接的生活，其实各自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⑤张承志出身于北京普通回民家庭，后通过读书写作跻身于学者和作家行列，但他的思想观念是偏向穷人的。与不少知青嘴上说“插队农村干一辈子”，心里却想着随时离开那个地方有所不同，他好像还喜欢上了乌珠穆沁和当地的牧民。“最初的蒙语学习，最初的对异质文化的接触和喜爱，居然就在简直可以说是最不自然的方式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⑥。在《音乐履历》一文中，他啰嗦重复地写到了如何学习蒙语发音，学蒙古长调《乃林·呼和》、《独龙章》、《黑骏马》的过程。插队4年的生活中，他渐渐理解了当地人对于马与歌、人与马的感情。他还结识了额吉、艾洛华哥一家，与这个家庭建立了终生友谊。额吉去世后，他长途奔丧，写出了饱含深情的《二十八年的额吉》。他著名的中篇小说《黑骏马》，也是以这位蒙古妈妈为人物原型的。因为自己的出身，以及对穷牧民额吉一家强烈的认同感，张承志在插队时期就对社会权贵充满了敌对情绪，人们不觉得他的愤愤不平是毫无缘由的： 插队到了第二个年头，猛地一个穷字，跳进了我们大家中间。当然不仅当时，其实直到最后离开草原我们都没有提到这个字——但是，它牢牢攫着我们的褴褛袍子，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瞬。 我还是探亲在北京，或者是在山西陕北的窑洞里，才知道居然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另一种插队——沙龙和沙发，钢琴和西餐，关押的爹妈和开放的女友，一月月邮局的汇款和一天天山沟的日子。 那时候我压着心底的惊愕。有一瞬间我突然感到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们的亲切。我们队的伙伴里没有那样的公子小姐。我们的家境大都贫寒。阶级属知识青年的每一年，户籍在内蒙草原的每一天，我们都是把劳累换成工分，被蓄到年底再平均成日值——用自己挣来的一分一元，迎接了它们，养活了自己的。 大概还是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由于第一年分红后全队知识青年几乎都欠了债，大家对出工默默地看重了。⑦从跟北京地下诗歌沙龙关系密切的“食指圈子”、“白洋淀圈子”成员郭路生(父亲是部队师职军官。郭出生在大军南下的路上，故名“路生”)、何京颉(诗人何其芳女儿)、北岛(父亲是民进中央司局级干部)、多多(父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芒克(父亲是四野的高干)大多出身于高干和高知家庭，以及北岛和李陀编著《七十年代》中徐浩渊等人的叙述看⑧，读者已约略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知识青年群体中的“社会中上层”/“社会底层”、“富人”/“穷人”的阶层分化，还有张承志所说的“这一种插队”和“另一种插队”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张承志在插队途中唱红歌时没有认识到，后来才逐渐觉察的是，这红歌与他“将要迎接”、以及他在普通人家庭里所看到的生活状况，的确是“属于极其相异的文化”的。张承志在创作《心灵史》后宣布将与“智识阶级”分道扬镳的许多文章，是否证实了起源于内蒙草原插队、而后逐渐完整起来的思想脉络，就来自于这种阶层分化对他的深刻影响，可以再做仔细讨论。 对在北京的普通家庭长大的张承志来说，“穷”字真的是难以启口的，刻骨铭心的生存感受，使他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了乌珠穆沁草原汗乌拉生产队失学的牧民孩子们。他在《又是春天》里写道： 1970年春，我正在东乌珠穆沁茫茫无边的大草原上，衣衫褴褛地和一伙肮脏的孩子在一起迎送我们的生涯。那就是我们的汗乌拉小学。可悲的油印的“乡土教材”，每人一把炒米和一小块砖茶，一头壮健的牛和一顶黑乌的毡房，还有那快活嘹亮的童音齐唱的歌声。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生活，也是显示我这个人的能力最充分最酣畅的一段历史。我一个人能同时教蒙文和汉文；能用蒙语给孩子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并使他们牢牢地被吸引在我身旁；我能听懂他们梦想欺骗我而用的“黑话”——一种只用单词第一音节再加上古怪的“嘘喂”后缀的隐语——并严厉地或温和地戳穿他们；我能带着他们种菜，干泥水活，拾羊毛卖钱，我一个人的嗓子可以成为他们那清脆稚嫩的齐唱的低音部。我只是为那往事感动太深。我们的歌声和朗朗书声回响在亘古寂寞的草原上，那时的山野空气似乎都有一股不易捉摸的喜悦。⑨他与房东额吉家有一种近似血缘的感情纽带联系。据粗略统计，他的小说和散文中有13篇写到额吉一家，如《黑骏马》、《袍子经》、《又是春天》、《狗的雕像》、《公社的青史》、《全家福》、《二十八年的额吉》、《牧人》、《金芦苇》、《北方女人的印象》、《安宁的权利》、《巴特尔与俊仨三》、《与草枯荣》，等等；张承志喜欢把自己的绘画及拍摄的照片印在他出版的作品中，仅仅在《草原》这部书里就有这家人的8幅照片；1981年5月、1981年末、1985年、1996年、1997年，他五次重返自称为故乡的汗乌拉探亲；“额吉”在蒙古语中是母亲，他把房东称作母亲，宣布是她的养子。1987年，他让蒙古哥哥艾洛华陪额吉专程来北京，亲自陪老人逛北海公园、天安门，让妻子每天上班前用蒙语问候蒙古妈妈，还想通过朋友请当时的国家人大副委员长班禅活佛接见她，这个计划因班禅远行青海教区未回而泡汤。小说《黑骏马》和《二十八年的额吉》是作者献给这位蒙古母亲的最动人的文学作品，而他从未为自己的母亲写过一篇文章。就我知道的知青作家，还没见有一位为自己的房东写过如此多作品，留下如此多照片，有过如此密切频繁的来往的。其中能分析的原因自然很多。但具体到张承志身上，我想大概与在孤独和贫穷的知青年代，这位蒙古母亲给了成长期的他慷慨无私的母爱，默默建立起了一个穷人母亲与儿子的感情纽带有关罢。他在散文集《草原》的配图中动情地称汗乌拉是“我的课堂和第一基地”： 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