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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的“历史深部”常常成为“经济基础”的隐喻；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领域的改革扮演了拉动历史的火车头的角色。这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次成功验证。但是，当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开始联合描述这种宏大的历史图景时，文学再度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事件如何压缩于人物的内心，甚至沉淀为无意识？只有内心事件的形成才能证明，社会事件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并且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证明历史深部的冲动也是每一个体的内心冲动。当然，所谓的内心事件不可能镜子一般如实地映照社会事件；人物的内心充满了无数微小的沟壑和稍纵即逝的波纹，社会事件必须在这个空间分解、吸收和重组。然而，无论如何，隐藏于七尺之躯内部的“内心”终将与外部世界的宏大历史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从来不会出现“他心里想……”这种句式。经典的社会科学出示的是宏大的社会视野，社会视野之中的人物多半作为某种共同体的代表填充历史。谈论某种社会制度的缘起，或者，谈论价格杠杆如何控制一个产业的兴衰，人物内心的各种琐细动静只能忽略不计。新闻话语出现了各种人物，但是，记者也不会写下“他心里想……”这有违于新闻话语的真实原则——人物的内心不可直视。事实上，只有文学才能活灵活现地虚构内心发生的一切。文学史可以证明，许多作家的巨大声望即是来自人物内心的洞察与想象，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拷问，列夫·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或者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殚精竭虑地想象种种斑斓的内心景象表明，作家力图秉持某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参与历史叙述——他们始终认为，历史叙述没有理由省略人物的内心幽深。这是文学聚焦每一个体的必然延伸。即使不考虑现代主义文学如何推崇以“内心深度”抵抗物质世界的压抑，也不考虑精神分析学派如何围绕俄狄甫斯情结构思历史，文学视野之中的内心仍然不可化约。文学不仅援引人物的内心充任历史潮流的个别例证，犹如借一滴水浓缩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许多时候，文学还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内心的悲欢隐含了社会历史的评判。从社会制度的设计、消费品的价格制订到公共服务设施的修建，社会活动的得失成败终将投射于社会成员的内心。“春到人间草木知”，如果显赫的社会事件无法叩响隐秘的心弦，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社会事件的历史价值。当然，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提出的结论往往显示了理论的清晰、坚定乃至强硬；相对而言，文学之中的人物内心意向纷歧，多虑善变，一己的偏好时常超过普遍性的衡量。然而，这不是文学的犹疑软弱，而是更真实了——真实地告知历史的复杂和丰富。 通常认为，情节是性格的发展史。许多作家表示，当人物在他们的想象之中真正活起来之后，虚构几乎成为被动的跟随，人物仿佛可以自动地完成他们的故事。这种观点多少忽视了情节构成的另一种动力：外部世界制造的戏剧性冲突远远超出了人物性格的活动范围，单纯的性格内容不足以完整解释情节的逻辑。更多的时候，作家的想象、理解以及价值观念决定如何虚构情节扩展的场域，如何形成一个结构，一个格式塔。新闻话语只能如实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时候，文学的虚构大胆地再造了另一个戏剧性空间。《红楼梦》之中的大观园与太虚幻境遥相呼应，鲁迅大胆地调遣未庄雇农阿Q卷入革命，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安排幸福的家庭与不幸的家庭相互映衬，罗伯·葛利耶的《妒嫉》别出心裁地删除了一个妒嫉者视野之外的任何情节。某些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可能是众多生活碎片的堆积，这种堆积即是荒诞与无意义的证明。考察虚构完成某种异于真实时空的美学模型，诗或许是更为简明的例子。无论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还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的想象将各种分散的美学意象调集到同一视窗之内，铸造出超凡脱俗的意境。 亚里士多德关于“可然律”或者“必然律”的古老论断显明，文学没有必要自惭形秽。至少，虚构的特权是文学如此自信的理由之一——可以虚构人物，虚构人物的内心，或者虚构一段情节、一种意境。文学的“虚构”意味着偏离庸常现实，虚构的“文学”继而以“他者”的面目回归现实。“他者”与现实的距离或许是一种批判，或许是一种理想：“虚构所制造的空间恰恰是现实所欠缺的。这样，文学话语可能因为显露出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诅咒，也可能因为弥补了现实的缺憾而成为伟大的预言。”虚构制造了文学与现实的特殊紧张，二者之间的张力将使文学在历史叙述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