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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仿佛进入相对平缓的阶段。从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到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的密集启蒙告一段落；对于中国作家来说，种种炫目的文学口号以及激进的写作方式留存于20世纪，“朦胧诗”、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乃至围绕人文精神的辩论俱已后退为遥远的昨日风景。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制造的短暂骚动，一切按部就班，波澜不惊。 尽管如此，许多作家并未感到真正的从容与平静。文学的外部压力逐渐增加，新型的焦虑无声地滋长。概括地说，作家察觉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文学周边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巨大的转型突破乃至瓦解了历史描述的传统框架。这时，与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众声喧哗相反，作家的文学想象遭到了窒息。不止一个作家痛心疾首地感叹，现在的文学想象几乎无法跟上光怪陆离的社会趣闻。文学还有什么作用？这个古老的疑问开始再度浮现。其次，文学的符号及其传播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如果说，“朦胧诗”或者先锋小说的实验写作仅仅在语言内部发动种种哗变，那么，影像符号的大规模生产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完善无不带来语言外部的强大冲击。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掌控已经众所周知；相形之下，互联网的全方位改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总结——互联网对于影像符号的青睐不仅与电影或者电视异曲同工，并且，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互动模式和无限的容量开始造就另一种迥异的文学消费模式。对于作家说来，许多文学命题的有效性必须重新评估，文学写作不再是一个轻车熟路的项目。 或许必须承认，作家的焦虑相当程度上来自新闻话语的无形挑战。光怪陆离的社会趣闻极大地扩展了新闻的资源，电视、互联网提供的传播效率是报纸为中心的印刷文化无法想象的。总之，新闻话语的黄金时期到来了。新闻如愿地吸引了无数的眼球，充当引导舆论的先锋；文学相形失色，并且迅速地边缘化。某些作家甚至愿意屈尊模仿新闻话语——他们的小说犹如某种大型的新闻综述。不过，这种尝试并未赢得预期的成功，乔装打扮的新闻话语并未真正满足社会的文学期待。 何谓“边缘化”？边缘化意味着文学仅仅在历史叙述之中占据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甚至退出历史叙述。人们没有理由将社会历史想象为一个悬空的固定实体，或者想象为一台经济机器旁若无人地运转，社会历史始终处于持续的建构。所谓的“建构”不仅包括持续积累的各种事件，而且还包括舆论对于各种事件的叙述、评判、定位——人们可以将这一切称之为历史叙述。当今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多声部的，各种话语体系的博弈形成了历史叙述内部的激烈角逐，所有的话语体系无不以独特的姿态推崇某种意识形态，力争成为社会历史的首席编辑。新闻话语以真实、快捷、敏锐、犀利赢得了人们的称道，许多人阐述社会观念的依据是新闻话语供给的种种案例；然而，这时文学仿佛缺席。至少可以认为，文学对于历史叙述的贡献率下降了许多。当年，梁启超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曾经形容，小说——当然可以扩展为文学——以“熏”、“浸”、“刺”、“提”的方式介入历史叙述。现在，文学就要销声匿迹了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