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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情境的还原。现在我们所发现的《雪原》(共18节)、《争斗》(含《无题》，共9章)是师陀所完成“三部曲”的全部了，也就是说，师陀一开始指出的《雪原》(即“三部曲”)“仅写成一部半”并非误记，其中一部指的是《雪原》，另半部指的则是未写完的《争斗》(含《无题》两章)。 对于《雪原》为“三部曲”的第一部，《争斗》为“三部曲”的第二部，解志熙多次提出异议。解先生说“《雪原》完稿较早”，而“《争斗》似乎创作稍晚”，“似乎”一词透露出解先生对“三部曲”创作时间上的矛盾和怀疑。解先生又援引了师陀晚年接受访谈时说的一大段话，并说这“涉及到这个三部曲的真正完成情况以及现存的《雪原》与《争斗》的先后”，接着作者又用相当多的篇幅阐述此问题： 《争斗》……其实是“一二·九”运动的第一阶段，所以，《争斗》作为这个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显然更为合情合理；而较早发表的《雪原》则……是“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雪原》似乎该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二部。……所以，窃疑师陀或许由于是先写《雪原》的，对它的记忆自然比较深切，也就有可能把先写的第二部误记为这个三部曲叙事结构的第一部了，实际上，《争斗》该是第一部。但当然了，倒叙在现代叙事艺术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雪原》作为第一部也不是没有可能…… 解先生的异议并非没有道理，但可惜的是他一直含糊其词，到最后还是没有将这一问题阐释清楚，用“至于它们之间的座次究竟怎么排，那其实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一句话草草了事。其实，在师陀的回忆中，《雪原》是第一部，这是从写作时间来看的，而解志熙觉得《争斗》应是第一部，则是从故事时间来看的，我们当然应该尊重作者的意见，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也是毋庸质疑的问题，解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复杂化。先描述后事，再言说前事，师陀为何反着叙事秩序，以致形成了现代“三部曲”中的这样一个特例?解先生所说的“倒叙”不可能将其解释清楚，甚至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倒叙”问题，显然，这里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原因。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旨在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多次努力，在1937年9月，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至1939年师陀创作《雪原》的前夕，国共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效地抵御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国共矛盾虽然依旧存在但已是次要矛盾，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正面描写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请愿的场景是不大适宜的。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10](P375)在国共已经合作的形势之下，如何使抗战意识深入民心，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全民性的抗战，则显得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描写学生下乡向群众宣传抗日思想的《雪原》是与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学生月刊》的办刊主旨是相一致的。笔者仔细读过《雪原》，发现整个故事只是暂告一段落，作者原本是打算往后续写的，这一“暗示”隐藏于《雪原》的第16节。“胡文敏并不像她哥哥讲的，她并不因为她有一个伙伴欢喜。她不喜欢这个同学：这个娇养的小姐!关于这事我们暂时可以不讲，我们留着在别处叙述。”[11]这段文字已经是连载的最后一期了，且在后面我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叙述，也就是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师陀是准备接着往后面写第二部的。《雪原》文末标有完成时间“1940年7月12日”，而《争斗》开始在《大公报·文艺》上连载的时间为1940年11月2日，可以看出，在这中间有段并不长的停歇。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致使师陀改变了创作路线，由计划的“往后写”变为了实际的“向前写”。这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倾向增长，逐渐暴露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而此时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作者很可能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而将故事时间回溯至“一二·九”运动，直面学生遭到残酷镇压的情景，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谴责。这样解释是符合师陀的思想觉悟的，解文也认为师陀是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者说“自由左翼作家”，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