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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斗》未完的原因。在师陀的记忆中，《雪原》(即“三部曲”)未完成的原因是“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3](P64)，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现在我们知道，《雪原》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第二部《争斗》仅在香港《大公报·文艺》②上连载过7章，后来不明原因突然中断了。那么，《争斗》连载的中断大体可看作“三部曲”未完成的主要原因了。1941年1月4日《大公报》上的一则重要“启事”作了如下解释：“《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6]解志熙说这“可能是皮里阳秋的说法，窃疑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争斗》的抗日内容不能见容于港英殖民当局的对日绥靖政策，所以不容许继续刊发”，之所以作出如此“窃疑”，大概是因为《争斗》是由其学生裴春芳发现的，而解先生并没有亲自查阅《大公报》，对杨刚的编辑风格不甚了解。杨刚早在193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自1939年9月接手《大公报·文艺》后，她一改该刊的“绅士”形象，使之变成一名“打击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的“勇士”[7](P349)。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再次翻过《大公报》，发现该刊在1941年元旦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勇士”姿态依然，战斗的内容有增无减。 既然原因不在《大公报》，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师陀没能如期交出续稿。当时作者有无抱病，现在已难以考证了，但我们可以设法从一些原始资料中得到点旁证。据笔者考查，“患病”应该是师陀的托辞，主要原因是当时作者太忙了。《争斗》是1940年11月2日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的，然而就在十余天后的11月14日，作者又应柯灵之约在《正言报·草原》上开始了《无望村的馆主》的连载。此前，师陀已有《阿嚏》《到底“看人”云云》《夏侯杞》(共六章)等短章发表于此，但柯灵仍索要“长篇”，“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需要一个长篇，有了这么一个长篇，它有方便之处。稿子不够，若有一个长篇可以编排自如”[8]。同时在两份日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虽说并非罕见，但对创作态度认真严谨的师陀而言，实在难以应付。然而，不久后柯灵又要师陀接编《草原》，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编此副刊，虽然只干了几个月，我却吃足了苦头而干不下去了。那样，柯灵再接过去。”[8]如果《大公报》和《正言报》二者不能同时兼得，要师陀作出取舍的话，作者肯定更倾向于后者。从私交上说，当时师陀与《正言报·草原》主编柯灵的关系远比《大公报·文艺》主编杨刚密切，师陀曾说过，“这期间，真称得上‘朝夕相见甘苦与共’的朋友，只有一个柯灵。”[4](P104-105)《大公报》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而《正言报》就在师陀所“蛰居”的孤岛上海，当然近水楼台。“这部小说，是为柯灵所编副刊写的，他叫我接编副刊时，我继续在写；直到他又接编时，我还是接着写。”[8]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吃足了苦头”之时，师陀“顾此失彼”，不得已放弃了《争斗》的写作。于是，《争斗》在《大公报》上连载至1940年12月31日就停止了，而《无望村的馆主》却在《正言报》上一直连载至次年的3月6日。晚年在接受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的采访时，师陀曾详细叙述了他创作《无望村的馆主》和接编《正言报·草原》的经过，采访稿以《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为题刊于1990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后收入《师陀全集》第五卷，解文也引用了这份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可惜的是，解先生只狭隘地注意到传主对“三部曲”的回忆。 自《无望村的馆主》完稿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有9个多月的时间，按照师陀创作的进度，《争斗》是完全可以完稿的，甚至还可以完成实际上并未开始撰写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因此，解文说“而不久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沪港的全部沦陷，则使师陀的这个三部曲无法续写，所以，《争斗》并未能完稿，也难以续刊”，这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师陀仅续写了《争斗》中的最重要的两章——整个“三部曲”中唯一正面描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真实情景的两章，碍于脸面没有寄给香港《大公报》，而是交由《新文丛》以《无题》为名于1941年7月单独发表。文末有编者按语：“本文为芦焚先生长篇小说中有独立性之两章，今应编者之请，在此发表。”[9]由于时过境迁，师陀创作《争斗》的热情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再次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已经是其他一些作品了，包括小说《贺文龙的文稿》《塔》和散文诗《夏侯杞》等。除上述这些创作外，这段时期师陀主要忙于长篇小说《马兰》的修改③。因此，“三部曲”最后未完成的原因，不是作者卧病，与太平洋战争也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作者创作兴趣的转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