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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功能则可将现代楹联分为宣传、励志、挽悼、抒情、逗趣、斗智、装饰等七种，其中宣传和励志，挽悼和抒情，逗趣和斗智分别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又可组合在一起构成更大的一类。这些楹联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学、文化的发扬和贡献，也是对新文学某些局限性的修复和弥补，应该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分析。 励志宣传联对于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疏漏。由于中国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孪生关系，中国文人热衷宏大叙事。在反叛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五四时期，宏大叙事遭遇普遍的否定，小人物小事件成为新文学叙事的主流。其实，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各有其价值，也各有其美学意义，而且可以相得益彰。现代楹联的宏大之美首先表现在时空的广阔和想象的自由上。冰心一直珍藏着由梁启超书写并送给她的集句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身内身外、过去未来、现实想象溶为一体，缔造了一个浩渺而又灵动的艺术世界。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时空上的极致想象给人无穷魅力。其次表现为理性之美。教育家徐特立的励志联则纯正敦厚：“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其学生毛泽东也留下了不少颇具科学、进步意义的自勉联，如“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当然，毛泽东最擅长的是用楹联宣传他的政治思想、施政方针与策略。他的一些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对联都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和重大场合提出来的，如“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涓涓溪流，岂能作浪；星星火炬，可以燎原”，“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这些对联或者在政治运动中提出，或者在纪念英雄的大会上提出，也有的是在文艺战线、经济战线、体育战线等各行各业的重大会议上提出的。它们都不是一时偶发的生活感触，而是经过了理性思考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指导意义。赵树理撰写的喜联对于群众也有宣传意义：“说说唱唱是为了教育群众，抹抹擦擦是为了治病救人。”现代励志和宣传联数量多，质量高。毛泽东、于右任、陈毅等政界人士的楹联作品有着数量庞大的读者群，展示了宏大叙事的魅力。梁启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撰写的关注时代、担忧家国的楹联同样非常受欢迎。譬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不仅国人喜欢，连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也多次坦言对其钟爱之情，他甚至在1951年发表的《越南劳动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此联，还对“千夫”和“孺子”两个词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以便越南民众更好地理解此联的美妙和价值。 与宣传励志联不同，抒情挽悼联的落脚点主要在于抒发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小”情感。它反映了个性解放时代的潮流倾向，体现了丰富、细腻的人性存在。现代抒情挽悼联呈现出三个倾向。一是文人化。郁达夫一生执着于友情和爱情，其情之多之浓显示了明显的文人特性：“芳草有情皆碍马，春城无处不飞花。”“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而张恨水小说的回目标题也是情意绵绵的抒情联：“病榻感私恩，掬肠细语；江头系别绪，忍泪偷弹。”“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情感最动人的莫过于挽联。徐志摩英年早逝，他的知音郁达夫为其撰写挽联：“两卷新诗，廿年老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26)挽联的发展就是一个文人化的过程，它源自悼念死者的现实功利目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逐渐衍生出抒发性情志向的艺术功用，最终演变为文人的自挽联。(27)到清末民初，自挽联形成一个创作高潮，文人通过书写生活的欢乐、生命的成就，或者身世的悲苦、世道的炎凉，表达对人生的热爱或对人世的厌倦，突显自己的性情，表达旷达、从容不迫的生命态度。杨绍基在临终前还不忘作这么一副自挽联：“枉读十年书，叹今朝黄土埋文，当日悔抽人似茧；休灰千里志，待再世青云得路，那时豪吐气如虹。”著名联家俞樾的自挽联，流露出恢宏大度，放怀天地的气魄：“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乎。”后来不少作家承续了这一风习。齐白石自挽联曰：“有天下画名何必忠臣孝子，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公然表达对主流价值观的否定和挑战。“读书经世即真儒遑问他一席名山千秋竹简，学佛成仙皆幻相终输我五湖明月万树梅花。”毕沅的自挽联是一个读书人清醒的自我定位，也体现了他对主流衡量标尺的否定和对自我价值标尺的追求。刘师亮师得其精神和气度，他也给自己作了一副挽联：“伤时有谐稿讽世有随刊借碧血作供献同胞大呼寰宇人皆醒，清宣无科名民国无官吏以自身而笑骂当局纵死阴司鬼亦雄。”(28)二是世界性。郭沫若将东西两位文学大师放在一起祭奠：“方悬四月，迭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于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29)外国友人对鲁迅的情感超越了国界，斯诺和姚克的联名联是：“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佐藤村夫的挽联则是：“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未死；不做官，不爱钱，不变节，是我导师。”此两联虽从国家和社会大义出发，作者所要表达的却是个人对鲁迅的崇仰和惋惜之情，感人至深。三是复杂性。借挽联抒发沉痛之情自然而然，难的是如何表达作联人内心的复杂尴尬之情。徐懋庸曾得到鲁迅的赏识，后又与鲁迅发生过论战。鲁迅逝世后，他的挽鲁迅联写道：“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再看徐树铮挽张勋联：“拥匹夫节，仗九庙灵，其志堪悲，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往，斯事谁复图之。”既鄙视其行为又同情其境遇。作品的情感结构复杂，避免了简单化倾向，给人丰富多样的审美享受。现代抒情挽悼联展示了作家的世界情怀和复杂的人性内涵。 逗趣斗智联特别让人津津乐道。它继承了古代同类楹联生动活泼的特性，又祛除了其争强好胜的旧习，且融入各种现代情感和趣味于其中。梁启超儿时随父做客朋友家，心喜院内杏花，不能自禁，偷折了一支藏于袖中。父亲知道后也不批评他，倒是故意出一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只得对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却也机警、诚实。父子之间的关系坦然亲近，毫无隔阂。林语堂八岁时，老师给其作文下一批语：“大蛇过田陌”，意思是拖泥带水不干净，他回答老师说：“小蚓度沙漠。”意思是自己勤奋才写了这么多，老师的责备没有道理。初生牛犊，可爱之极，别有一番童趣。现代文人常常通过斗智加深理解和沟通。抗战时期，郁达夫举家避难到湖南汉寿，遇当地名人易家钺。易家钺，字君左，回乡之前曾任《扬州日报》“闲话扬州”的主笔。他富有才华，人称“龙阳才子”，但也过于直率，经常言语伤人。两个文人相见，于宴席间饮酒属对作乐。郁达夫出上联：“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此句有些揶揄的味道，其实是他故意刺激易家钺发挥才华，让他走出情绪低谷之举。当时刚好报上有新闻称林森(字子超)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易家钺根据这则新闻对出了下联：“国府主席，掌持主席国府，林子超然。”这副对联的妙处在于灵活使用了“左”字和“超”字，达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郁达夫和易家钺属对一事，反映的是郁对易的同情、提醒和尊重。可见斗智联并非都源自文人相轻的陋习。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属对的佳话则是他们情志相通的表现。据《光明日报》载，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湖南长沙时，毛泽东出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周恩来对以下联“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这副对联巧妙地将长沙的两个地名“橘子洲”和“天心阁”嵌入其中，蕴涵了两位国家领导人对祖国山河的珍爱和赞美。有些楹联，其趣味来自撰联人非同凡响的观念和识见。郭沫若一改传统文化里对屠夫职业的偏见，认为他们的劳动同样值得尊重。他为他们撰有一联：“埋狗屠猪，不失英雄本象；超生度劫，何非释氏婆心？” “我国凡是有名胜古迹的地方，大多有楹联点缀其中……楹联为名胜古迹增辉添色；楹联又因名胜古迹而得以远播，为众人所知。”(30)现代作家虽不像古典文人那样喜欢在名胜古迹、辉煌建筑处留下楹联作品，但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不拒绝这种风雅的行为。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对楹联现实功能的尝试。诗句“江山也要文人捧”的作者郁达夫在杭州、金华以及南洋一些名胜处都留下了楹联。不过他一般是率性随意而作，郭沫若则常常被郑重邀请为名胜古迹撰联，如杜甫草堂、天一阁、得月楼、李白纪念馆、郑成功纪念馆等地都留下了他的创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他为得月楼所撰楹联：“龙潭倒映十三峰，潜龙在天，飞龙在地；玉水纵横半里许，墨玉为体，苍玉为神。”该联构思新颖、巧妙，与当地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完美结合，令人称绝，吸引了无数游客。作家的创作装饰了山水和楼宇，不过，被楹联装饰得最美的地方不是这些公众场所，而是文人们的书房和客厅。冰心、鲁迅、林语堂、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家里都藏有楹联，有些是他人的赠作，更多的是作家最能表现自我个性特征的创作。这些楹联往往是精致的文学作品与精美的书法作品的结合，以其或高雅、淡远，或自由、率真的文化气息，让主人家显出一种超凡脱俗之美。这种美妙的气氛从某一角度诠释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一词的理解。“文化”者，“文”与“化”之组合也。“文”通“纹”。“纹”就是装饰，使事物的形象变得美丽的意思，“化”者，变换并且融入另一事物之谓也。“文化”可看作让一事物融入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之中，从而使其变得美丽的过程和结果。要使人心变得美丽，首先得用美丽的事物进行装饰，让它深入人的内心，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装饰联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功能和价值不可小觑，它不仅赓续了古典的诗意生活，还宣扬了现代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