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文学浪漫主义的眼光共同构成了辛格建构阿伦岛形象时最为倚重的两维。在辛格对阿伦岛素材进行选择、裁剪乃至变形的过程中，这两种“期待视野”有时意见不一(比如在宗教问题上)，由此构成了辛格民族立场特有的复杂性；但更多的时候二者却能达成一致，从而通过支持和加强“英国/爱尔兰”之间的对立，建立起了区别于英国的“爱尔兰性”。 然而，就其后效来说，一方面，阿伦岛形象的塑造帮助爱尔兰建立起了区别于宗主国英国的“爱尔兰性”，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持；另一方面，辛格等人用来建立自身文化主动性的参照系却仍然是对方的，正如德克兰·凯伯德在《发明爱尔兰》一书中所说：“爱尔兰的民族性通常总是被其反对的东西所定义。”(37)又如国内学者孙柏论述的：“[爱尔兰]与英国始终是在一种‘我/他’结构之间进行互相观看与表演。因而，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纯粹、本真的‘爱尔兰’，那么将对方的二元思维逻辑内在化的、在英国他者镜像前的自我建构便在所难免。”(38)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直接后果在于，爱尔兰文化虽然通过对立思维获得了确认，但这种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又简化了爱尔兰文化的多元丰富性，并且忽视了爱尔兰在现代化进程中业已取得的成绩。这也就导致了辛格精心塑造的阿伦岛形象虽很容易被外部世界接受，却常遭自家人诟病。比如，针对辛格极力渲染的大海的残暴及由此造成的溺亡事件，阿伦岛的居民就认为“他将自己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投射到了对阿伦岛的艺术处理中”(39)，既小看了阿伦岛人对天气的预报能力，又无视1891年“人口稠密地区事务局”(the Congested Districts Board)(40)在此建立现代渔业后，当地捕鱼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进，使文学中的阿伦岛显得比现实要落后许多。再如，辛格在《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刻画爱尔兰农民时，突出了他们区别于开化地区居民的原始和暴力。尤其是主人公杀父并得到包庇的情节，虽然辛格的本意或是想褒扬“当地人原始的同情心”(Complete: 370)以及阿伦岛人对与大英帝国法条联结在一起的现代司法的痛恨，但在都柏林演出时却引发了骚乱，遭到了市民阶层中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因为剧中的爱尔兰农民形象实在太容易让他们联想到英国文学中常见的爱尔兰无赖的形象了。 由以上例子可见，辛格在描写阿伦岛“原始”的一面时，不期然地将英国/爱尔兰在空间上的差异纳入了进化论的时间轴线。英国文化代表着现代化的高级一端，而爱尔兰则成了进化轴线上的低等一端。若用后殖民研究的视角(41)来观察，辛格实际上强化了英国文化以往对于爱尔兰“落后”、“野蛮”的文化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所谓“自我殖民化”的怪圈。也正如乔伊斯曾经批评过的，“他者/自我的二元对立游戏，只能把爱尔兰与英国更结实地紧缚在一起，对于民族身份的固置最终实现的只能是彼此目光下的表演”(42)。 当然，此种“自我东方化”的局限与尴尬绝非辛格所独有，更非爱尔兰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特性，它所反映的乃是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后起民族国家(或次生民族国家)所普遍面临的文化境遇。一方面，后起民族国家利用对手文化作为参照系建立起了民族性，但“自我/他者”二元框架却在无意间简化和削弱了自身文化的丰富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如若对辛格等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予以同情的理解，他们毕竟据此建立起了非如此就无法确立起的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民族性，事实上，也只有在此有限确认的基础上，才能催生出后来人对文化民族主义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