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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时风起云涌的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或可提供一些解释。19世纪中叶，“大饥荒”促使爱尔兰的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青年爱尔兰”发动了1848年的武装起义；1858年，旨在推翻英国统治的“爱尔兰兄弟会”创建；1868年，爱尔兰裔美国退伍军人凯利(T. J. Kelly)指挥发动了芬尼亚暴动。(21)伴随着如火如荼的政治与经济斗争，文化领域内的民族复兴运动也随之展开。人们有的致力于将零碎的史料勾连编纂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爱尔兰史”，有的试图将濒临消亡的盖尔语融进英语以创造一种新的共同语言，有的强调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的正统地位，还有的积极搜集整理散落各处的爱尔兰民间传说等等。(22)套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这些民族文化运动参与者的目标在于：从爱尔兰原本混乱、复杂、散漫的文化传统中，挖掘、萃取、整理、发明出一个足以标识本民族同时又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爱尔兰性”，为将爱尔兰建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提供必要的理论与文化支持。(23)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就是爱尔兰文化传统的多元混杂性。翻开这一地区的历史，几乎就是一批批的外来族群接踵入侵的历史，爱尔兰文化实则是各种文化不断叠加的结果。其中对今日爱尔兰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下三支：公元前100年左右进入的、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为这个岛屿打上最明显和最持久的‘爱尔兰’印记”(24)的凯尔特文化，相传公元432年由圣帕特里克率先带进爱尔兰的天主教文化，以及1170年开始入侵爱尔兰、其后与爱尔兰纠缠最深的英国文化。 在上述文化因素中，对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来说最难取舍的，无疑是英国文化。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以及长期的统治关系，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最为复杂和微妙。一方面，英国势力进入爱尔兰地区已达七百多年之久，英国文化也已然成为爱尔兰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并且颇为吊诡的是，若没有英国文化的参与，若没有那些作为英国移民后代、受英国文化影响甚深的、新教家庭出生的政治与文化领袖的出现，(25)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也许就不会以现在的面貌呈现。 但另一方面，想要建立民族国家，爱尔兰要推翻的又正是英国的统治。换言之，民族主义者们非得将英、爱两相分开不可。由此，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首要目标便是“去英国化”，即将“英国/爱尔兰”视作“自我/他者”的对立。著名的“芬尼亚运动”的奋斗目标则是“立誓废止对英国女王的效忠……将爱尔兰建成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26)。这种政治斗争的策略延伸到文化领域，盖尔联盟(the Gaelic League)的创立者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1892年发表的标志性讲演的题目即是《关于爱尔兰去盎格鲁化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for De-anglicising Ireland)。与那些相对极端的盖尔天主教徒(Gaelic Catholics)相比，辛格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相对复杂且温和(27)，但一旦要致力于民族性的建构，就不可能完全不受这种两分思路的影响。 由此，在辛格对阿伦岛形象的描绘中，虽然文中并未明确说明，却时时能从文字里看出隐藏在背后的参照系——英国，看到作者试图将爱尔兰从英国的阴影中分离出来的努力。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到了1840年前后，大机器生产已经取代了手工业，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由此，现代化、工业化及其带来的都市化成了“英国性”的代表特征。而辛格对阿伦岛形象的塑造，则时时处处与之相对。 无论是特别专注于阿伦岛原始蛮荒的一面而有意忽略了岛上业已存在并越来越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痕迹，还是特别留意于作为鲜活的听说艺术的盖尔语而对英语话语权力在爱尔兰的上升一笔带过，或是特别突出阿伦岛残留的前基督教的异教色彩而有意削弱了基督教在此的权威性，抑或是将阿伦岛人的性格特征定位为忍辱负重和吃苦耐劳而不同于传统英国文本中常见的粗俗、落后、狡猾、残忍的负面的爱尔兰人形象(28)，甚至还包括辛格之所以选择相对荒凉原始的西部乡村和农民作为描写对象而少提或不提相对发达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爱尔兰都市与中产阶级，等等，上述这些选择，恐怕都与辛格想要将爱尔兰与作为现代文明中心的英国两相分开的想法息息相关。 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解答了辛格裁剪与变形的部分原因，但仅从该角度出发，至少还无法解释：如果仅仅是为了区别于英国，为什么辛格没有像绝大多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那样选择天主教来定义“爱尔兰性”？其实辛格之所以做出如此的变形，还另有一层重要的动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