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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 围绕同一性批判与“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问题，经过一番迂回，我们逐步切进阿多诺之所以成为詹姆逊的秘密与幽灵的原因。詹姆逊将半自律审美领域、日益膨胀的数量世界中的质的空间、艺术特质视为一种乌托邦补偿，它们补偿了异化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但他更愿意将乌托邦与某种总体性、普遍性的同一性相联系，这种同一性产生于对社会阶级性的最终克服。詹姆逊对阿多诺同一性的不满在于，那被阿多诺作为异化替代物的东西是唯一的、个体性的、非同一性的，这些特质在客体领域中与乌托邦相联系。“每一个单独的阐释都必须包含对其本身存在的某种阐释，都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能证明自身合理性”，“所有对文学作品的明显的形式论述都在自身之内包含了一个隐蔽的、批评家本人常常意识不到的历史维度”(28)。于是“辩证法的震惊”袒露了詹姆逊的真实意图：将孤立的现象置于更宽广的历史语境中来阐释，从而使部分与整体、抽象与具体在总体性关联中完成一种“突然的转换”，提升至意识的更高层次和存在的更大语境，这才是真正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征。依安德森之见，詹姆逊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工具和主题以一种惊人的综合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过程中，“从阿多诺那里产生了将客体作为‘隐喻构造’的总体加以再现的雄心”(29)。换言之，重新发掘否定辩证法中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给予当代阐释，即便詹姆逊对于否定辩证法并不满意，但阿多诺坚定的否定意识以及这种否定辩证法之于詹姆逊理论建构的支持，都足以促使在晚期资本主义情势下重新思考和评价阿多诺，或者反过来说，时代以及詹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召回了阿多诺这个“辩证法的楷模”。 否定辩证法因拯救哲学而沦为“巨大失败”，又因对马克思主义当下性的贡献而成为辩证法楷模，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我们不妨通过布莱希特的中介来进一步揭示詹姆逊与阿多诺的分歧。布莱希特素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不睦，前者视后者为“不懂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30)，后者则斥前者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甚至说布莱希特每天花数小时把灰尘弄进指甲里以装扮为工人(31)。“不懂政治”是因为无视艺术介入现实，“庸俗”则源于艺术工具化，实质为“布莱希特斗争哲学与阿多诺否定哲学之间的交锋”(32)。詹姆逊选择站在布莱希特一边。以艺术社会功能为例，在布莱希特强调艺术直接介入现实、以“斗争需要”为审美创造出发点(33)的地方，阿多诺看到艺术自律性丧失的危险，强调艺术通过微妙曲折地改变主体意识而实现其社会功能，直接介入则“中断了原本可能会引发实践的机制”(34)。詹姆逊评论道，阿多诺对于布莱希特的反拨忽视了文本社会功能实现过程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无意识理论正于此“找到它的功能和必然性”。艺术并非在自律中而是在社会历史性中生产意义，“突出在它周围发生作用的各种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和空间”，这正是布莱希特“全部历史意义”所在。质言之，阿多诺的布莱希特因将艺术指婚于政治而沦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的布莱希特则因“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创新性”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35)。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巨大的失败”根源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的楷模”也并不例外，只不过这里是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从“一个巨大的失败”到“辩证法的楷模”，詹姆逊给出的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与其说人变了，不如说是情境发生了变化。这同样能解释我本人眼中阿多诺的变化”(36)。换言之，之前“失败”论与今天“楷模”论都没有错，与其说詹姆逊变了，毋宁说詹姆逊处身于其中的时代变了。 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的精力尚未耗尽，依杰伊的描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的精神传统在1972年的一本美国文集中仍然被描绘为‘未知的方面’，在当代文化斗争中依然可能提供有用的思想，其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宝藏仍有待挖掘”。但“随着政治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边缘化，文化、审美问题成为中心”，70年代以来的“充满希望的‘穿越制度的长征’已在随后的十年停滞了，进入漫长的徘徊期”(37)。新左派政治热情耗尽后的无奈，正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依旧繁荣对照。因此，詹姆逊说阿多诺不是70年代理论家，这既指出了资本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暗示出真正呈现阿多诺批判思想之深刻性的历史契机尚未到来。时过境迁，90年代的阿多诺开始获得重现自身的契机，正如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劈头写道：“对阿多诺的误读最有影响的有两种，把他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38)平心而论，否定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思路，从后现代主义来阐释阿多诺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詹姆逊对此并不认可，他以“后现代中的阿多诺”为结论部分的标题，强调阿多诺的现实意义：“当强有力的、对立的政治潮流仍然存在，阿多诺变化无常和刚愎自用的消极无为会使局外的读者偏离这些潮流，所以阿多诺是一个可疑的同盟。既然那个潮流本身目前尚在休眠，那么他的愤怒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以毒攻毒，适用于‘所是之物’的表面。”(39)詹姆逊的话讲得晦涩，远不如杰伊言简意赅：在当下后现代主义现实背景下，阿多诺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启蒙等极端性的解毒剂(40)。由此，我们明白阿多诺这个“辩证法的楷模”何以是“我们时代的分析家”了。 从变化的时代来重新阐释阿多诺，以拯救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并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效力，詹姆逊的阿多诺阐释既是其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使然，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结果，二者互为表里。产生于后现代时期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必将“产生出一种极为不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被视为消费主义的现象”(41)，阿多诺被拖入詹姆逊框架实非偶然。它所拯救的与其说是阿多诺，倒不如更为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将阿多诺从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仅仅是拯救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一个副产品。就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没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学的马克思，因而不能不是对马克思的一种偏离，而与之分享相同现实根基的另一端则是对马克思当下阐释有效性的质疑。这一切在詹姆逊看来绝不能接受，重新揭示马克思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现实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担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