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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法的楷模” 在“失败论”提出近二十年之后，詹姆逊又“把阿多诺提议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力图揭示“阿多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适用性，以及它在我们自身同样唯一‘晚期’或第三阶段资本主义之内独特能力的特有适用性”(15)。否定辩证法何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詹姆逊的阐释根植于互为支撑的两个层面，即晚期资本主义情势与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对此的剖析将从另外一个看起来颇为矛盾的论断入手。众所周知，阿多诺将否定辩证法视为自觉的非同一性意识，它与同一性逻辑直接对立，后者被视为一切意识形态的始基形式，在逻辑功能上则体现为奴役本质。然而，这样一个严厉批判同一性的阿多诺，在詹姆逊看来却是一个“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16)，个中意蕴耐人寻味。 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区分了同一性内涵的三个层面：作为“个人意识的统一”的心理同一性，作为“逻辑思想普遍性”的逻辑同一性，作为“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的认识同一性(17)。其中，第三个层面，即唯心主义的概念同一性，被詹姆逊视为“阿多诺非同一性和同一性布展的核心地带”，因为“在那里，共相形成了，抽象被从似乎会概括前概念思维的纯粹命名源流中挤压出来”(18)。概念同一性固然也是唯心主义的“狂怒”，但它不仅无法在思维之中得到解释，而且这种同一性幻觉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并被意识形态所规定。在驻留于交换和商品的经济领域以前，它以心理同一性的和逻辑的及认识论的形式呈现，而现在，“对同一性概念所固有的统治意志哲学的和人类学召唤让路于对同一性自身所有显现中所秘密固有的经济体系的强制更为生动的感觉”，詹姆逊指出，“关于同一性，我们已经看到它事实上是阿多诺用来表示马克思关于交换关系概念的一个词：他的成就在于由此有力地概括了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或辩证法传统的思想家更详细的、在更高层次上交换价值的反响和含义”(19)。在概念同一性与交换价值之间找到关联，并非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暴力，阿多诺就曾提醒，异质性、差异等不能包含在同一性之下的东西在马克思术语中被规定为使用价值的东西。非同一性与使用价值无关，詹姆逊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线索”，因为在使用价值而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中隐含着非同一性与同一性的本质区分。正像交换价值凭借货币这一抽象形式抹去了使用价值的丰富性一样，马克思对于交换价值的经典分析揭示出同一性浮现于人类历史中的原型，其抽象形式在资本逻辑层面上被揭示，而其价值形式被构想为交换关系，“它与交换体系自身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点上哲学术语‘体系’调整成了实质上社会的和社会经济的总体性概念”(20)。这里涉及詹姆逊与阿多诺对于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不同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阿多诺对于卢卡奇的批判是否定辩证法对于总体性辩证法的批判，实质是对于卢卡奇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反思。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不仅不能揭示作为总体性现实的资本统治，而且实质上堕落为资本意识形态的维护意识。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根源于无产阶级被束缚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这一现实土壤，总体性辩证法旨在推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法西斯主义、奥斯威辛大屠杀的阿多诺看来，卢卡奇的理论规划已经被现实所抛弃。统治不仅仅是以人以及被人统治的自然的异化为代价的，而且随着精神的对象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也被施魅了，人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对人的统治。在阿多诺的批判哲学中，世界历史的灾难根源于精神对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控制，主体的罪恶源于自由的匮乏：“否定意志自由将完全意味着把人毫无保留地还原于成熟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商品性规范。”(21)这里涉及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而阿多诺则将康德关于自由的先验讨论拉回到历史和社会的时代土壤之中，指出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主体与他者的和解。同一性是意识的首要形式，其本质是对存在物的强暴，对同一性的否定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姿态，而首先是一种政治姿态，即对于资本主义交换体制的反对和批判，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批判理论的实践。因而对于否定辩证法来说，对于理性的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理性的扬弃。既然启蒙理性的神话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启蒙神话也必须历史性地在理性自身的扬弃中得以解决，这就是理性自身的扬弃，否定辩证法不仅是对于启蒙辩证法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深化。 要从那根本不能摆脱自身的同一性中解放非同一性，辩证法就不能追求自身体系的完满性，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认识并接受客体与他者。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客体与主体、非同一性与同一性之间，前者之于后者的抵抗关系一直被压制着，在阿多诺看来，这正是非同一性辩证法存在的必要性。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从主体的强制性中解脱出来，保持客体自身的本然性，又超越之于主体的异质性，他者就能够由此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解的观念就是寻求一种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和解的状况不是吞噬他者的哲学帝国主义。相反，它的幸福在于，他者就其被赋予亲近性来说，依然是疏远的和异质的东西，它既超越了异质性，又超越了它本身之所是。”(22)然而，在实现这样的理想之前，目前所能做以及应该做的却是首先将客体优势凸显出来，因为在存在着积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的地方，“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于主体的需要来说，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23)。对同一性的批判就意味着对客体优势的探索，以便使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的方式进入客体：客体虽然只能依靠主体来思考，但作为主体的他者，仍是与主体不同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主体从一开始也是客体。将对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作为讨论主客体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正是贯穿于阿多诺美学与艺术思考的重要线索：对于艺术作品及美学来说，主体与客体均为契机。主客体关系是辩证的，这就意味着艺术诸成分——材料、表现形式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当然，对阿多诺关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詹姆逊并不认可。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阿多诺对于客观物优先性的津津乐道到处都与实证主义对主观立场的完全摒弃毫不相干。那种反主体性以一种禁欲的、自我仇恨的，或愤愤不平的精神试图羞辱主观维度，而在阿多诺那里客观性的口号也不是那种更不同的反主体性的症候：相反，它应该为主体自身的解放产生一个新空间，并且同时它自身的实现恰恰依赖于那种解放。”(24)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在抽象思维之内突出与坚持“客体优先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式最基础的东西——文化和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二者对同一性的解决途径不同：阿多诺诉诸客体优先性，在主体关系上进行调整，詹姆逊则在经济和生产领域调整。 与此相关，詹姆逊对于阿多诺和解的观念也不认同。詹姆逊坚持总体性，他认同卢卡奇关于总体性作为历史的总体的观点，同时又吸收阿尔都塞关于总体性即结构异质性和断裂性的观点，并使二者相互修正，以建构更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在卢卡奇这里，总体性既是目的，也是方法：作为目的，它是“总体性的渴望”，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异化的对立面和终极目的；作为方法，它是“能够理解和再现现实的方法”(25)。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总体性被置换为结构整体，并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中演绎为“多元决定论”，但去中心化的整体依然是整体。为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詹姆逊采取的是相互修正的策略，“在方法论方面用卢卡奇修正阿尔都塞”(26)，本体论上则是用阿尔都塞修正卢卡奇。詹姆逊认为：“既考虑隐含在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考虑一种‘症状’分析对潜在的不连续性、裂隙和活动全然不同的关注，这二者可能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致。”(27)于是，对总体性的坚持与批判后现代主义之间就面临着矛盾：一方面詹姆逊对于总体性的坚持必然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因为总体性意味着对于异质性的压抑，是同一性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批评归结为“乌托邦恐惧”。在他看来，总体性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非中性的总体性，其核心是否定的辩证法，但是阿多诺对于卢卡奇的态度则与詹姆逊不同，而且后现代主义恰恰从中看到阿多诺的非同一性中的后现代主义潜力。正如阿多诺一方面以其碎片化文体开启了所谓“后现代”，同时又以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拒绝了“后现代”，当詹姆逊说“阿多诺是十分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时，他实际要澄清的是：把阿多诺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误读了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而视其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则无视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质言之，阿多诺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阿多诺对后现代的开启是超时空地“剪贴”在一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