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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中的文学性 卡勒不止一次指出，“理论”肇始于结构主义，甚至它最早就是指结构主义理论，而结构主义所显示出的普遍意义，使之对于各个知识领域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理论”仿佛先天般地具有一种学科间性，它激活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人类学、新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等。对于结构主义的跨学科特点，学界是早有定评的，J. M.布洛克曼指出：“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思想流派，又不是一个运动，既非一种哲学的又非一种文学的思潮”，然而结构主义的概念“不但可以用于阐明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可用于阐明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以及与科学理论有关的问题。并且也只有遵循这种思想方式，才可以使这些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⑨。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结构”就像关系、秩序、逻辑一样无所不在，存在于一切事物、一切知识之中。有论者指出：“当然，一个典型的个性可以看作有一个结构。但是这样一来，生理学，任何有机体，一切社会和一切文化，晶体，机器——实际上，一切不是完全无定形的事物，都有一个结构。”⑩ 不过卡勒力图说明的是，尽管结构主义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性，涉及众多学科，但文学问题乃是其中的核心。他充分肯定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的贡献，指出他们将文学性引进了结构主义，张扬了语言的诗性功能。不过在具体做法上，雅各布森等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而将文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或一种类别，譬如他们有时以政治口号为例来说明某种语言学的道理，以至改变和降低了文学的成分。但是就像“特洛伊木马计”一样，他们恰恰是以放弃文学的优先地位为代价，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现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地位，譬如从某些历史叙述、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就是显例。马克·爱德蒙森一语道破其中潜藏的“反向殖民”策略：“如同在政治世界里频繁发生的情况一样，某种反向的殖民正在出现。当前，把一种文学批评研究称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对它的最高褒扬，这种褒扬通常意味着该工作已成功地把文学语言不断转化为更普遍化因而也是更稳定的知识领域内的术语。”(11) 进而言之，在结构主义那里，文学性对于“理论”的置于已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而扩展到构架、模式、范型的层面。卡勒指出，与文学作品的结构之复杂微妙相比，“理论”的研究简单粗放，为此文学作品往往成为一种“潜在的概括力量”，一种“范例性结构”，一种“代理的来源”，而为“理论”提供杠杆，启发思考。如列维-斯特劳斯对于神话和图腾崇拜的研究，J.巴特勒对于社会结构中政治关系模式与亲属关系模式之间关系的研究，都从文学作品的结构中获得资源和启发。而大量“理论”著作如《安提戈涅的要求》、《反俄狄浦斯》、《美杜莎的笑声》、《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单从书名看，便知其来自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正如罗蒂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种学、历史编纂学和新闻学不断扩充人们对向人类敞开着的可能性的认识。但小说这种体裁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它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词汇的偶然性。”(12)基于这一点，卡勒提出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的概念，他说：“由此我接近了理论中的文学性成分。不过，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在理论中文学性成分的状况已经由理论的对象变成了理论本身的品质。”(13) 为此，卡勒非常赞同D.辛普森关于“文学的统治”的观点。在有人哀叹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即将死亡、文学研究被边缘化之际，辛普森却独具只眼，指出在后现代学术中恰恰出现了大量传统的术语，主要是涉及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老一套词汇，它们跨越了学科边界，确立了方言词汇、自传、趣闻逸事等在学术研究中的中心地位。“文学研究本身变得比以往更加跨学科(例如以文化研究的形式)，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精神分析等等那里借用了新的描述形式。”(14)这一切正宣告了在种种非文学之中实行了“文学的统治”！卡勒对于辛普森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轶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15)基于此，卡勒对于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与“理论”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织的格局中的未来走势作出了充满乐观的估价和展望：“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高奏凯歌(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也许是重新奠定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出来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