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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乔纳森·卡勒在1990年代经历了从文学理论走向“理论”、又从“理论”回归文学理论的循环。卡勒在《文学理论》以及一系列论著中显示了对于文学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激励和推助作用的肯定，对于“理论”中的文学性的开掘，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平衡机制的探讨，对于“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互联姻的可行性的求索。这一切都不乏“后理论”的意味，卡勒是“后理论”转向的风标。 【作者简介】姚文放，扬州大学文学院 晚近以来文学理论与“理论”的转换起落是文学研究领域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对此学界可谓众说纷纭。在众多阐释者、评说者中，乔纳森·卡勒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是他最先提出“理论”的概念以区别于文学理论，是他重提“文学性”问题并赋予新的内涵，是他重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也是他发现了“理论”回归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对于这最后一点，文论史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肯定卡勒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理论”产生的偏差，发出“也许该是在文学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的时候了”的呼吁，具有拨转风气、导夫先路的作用，“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归卡勒早期著作中关于诗歌与叙事作品的作用和接受之类的研究了”①。因此卡勒在晚近以来文学研究中具有标杆的意义，他的学术探索标志着当今文学理论趋于成熟且开了新生面。 一卡勒学术历程的重大转折 对于乔纳森·卡勒的学术生涯是否可以这样评价：《结构主义诗学》(1975)和《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1983)二书早已使之成名，但使他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热点人物的，则是列入牛津版“当代学术入门丛书”中的《文学理论》(1997)这本小书。人们对于后者格外关注的缘由在于，卡勒在该书中所提出的概念、作出的阐释以其对于以往文学理论种种陈规旧说的消解作用而令人耳目一新，如“理论”、“文学性”、“文化研究”、“表征性解释”等问题，它们更多涉及的是现实、历史、社会、政治，而不是形式、语言、文本、结构，甚至不是文学本身了。不过，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从卡勒的阐释中更多看到的是“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疏离的话，那么可能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卡勒恰恰也在力图把握一种可能性，即“理论”对于文学理论的回归。 卡勒曾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作过以下描述：“最近，文学的性质或文学成分的性质已非理论关注的核心，简单地说，我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显然已不是文学理论。1992年我为现代语言协会所编的《现代语言与文学学术研究导论》第二版写了一篇题名为《文学理论》的文章，此后我便离开了文学理论。我忙于谈论种族、性别、身份、代理，被S.纳泼和W. B.米查尔斯反—理论的理论之间的论争弄得糊里糊涂，忘了文学理论。我认为记住文学理论很重要：比如，叙述理论对各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弥补我为现代语言协会写了那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之后对文学理论的忽略，我写了一本小书，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书抛开了纳泼和米查尔斯，不仅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还讨论了叙述、诗与诗学，以及身份确认、表行语言的问题。由此，我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我希望它留在那儿。”②显然，卡勒在经历了1992年“离开了文学理论”以后，在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中，就已“着手将文学成分保留在理论之中”，试图向文学理论回归了。这一转折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而这一点，在卡勒后来发表的论文、演讲和访谈中也多有明确的表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