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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与文学理论难解难分 “理论”是从文学理论演化成长起来的新文类，按照常规，如果要肯定其独立自足的身份地位，就必须确认它不同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于是在卡勒《文学理论》中更多引起注意的往往是这样一些厘定：“理论更像是一种活动”，“理论是包罗万象的文类”，“理论是跨学科的”，“理论是对文学常识的否定”，等等。依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势必得出“理论”日益远离文学理论的结论。而卡勒回答“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时也确乎颇多此类表述。然而，卡勒一边求“分”，一边也在求“合”，也就是说，一边在揭晓“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一边又在寻求二者的同质性。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理论”增强了文学研究的活力，扩大了文学解读的视野。卡勒讲过一句话：“从原则上说，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不必一定要存在什么矛盾。”③在卡勒的辞典中，“文化研究”是可以与“理论”互换的概念，从而在他讨论“文化研究”问题时，说的往往也就是“理论”。因此他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理论”与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之间并无根本矛盾。文化研究原本就是从文学研究生发而来，或者说最初只是用文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化现象而已。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一帮文化学者原本就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将文化现象当作文学文本来解读，于是就有了“文化研究”之说。无可争辩，文化研究有其明显长处，它大大扩展了文学研究所及的范围，而且使之得到深化，从而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进行研究，这无疑有助于对它的解读，使得该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因此卡勒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就把读者从文学的经典著作那里夺走了，相反这恰恰扩大了文学作品的读者圈。如今对于莎士比亚的解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更活跃，人们可以用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历史的以及解构主义的词汇去解读莎士比亚。不仅如此，以往遭到忽视甚至歧视的关于女性、种族、族裔以及后殖民等方面的文化研究被增补到文学教学内容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论极大地丰富和激励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④。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对于“理论”的贡献也不可低估。卡勒曾指出，晚近欧洲哲学的种种流行理论，包括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福柯、德里达、塞瑞、利奥塔、德勒兹等人的理论，都是通过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得到流传的，“正是文学理论家，在建构‘理论’这个文类中，作出了最大的贡献”⑤。理查德·罗蒂的一个说法可援为佐证，他说，现在“文学理论”与讨论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德里达、拉康、福柯和德·曼、利奥塔等人的“理论”“基本上是同义词”。因为“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开设较多有关近来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⑥。按英语国家大学中的英语系就相当于中国大学中的中文系，由它来开设上述种种哲学课程，不免因其越俎代庖而受到质疑，甚至认为这些课程的功能有被政治化之嫌。罗蒂则不然，他对此予以高度赞赏：“英语系在20世纪美国社会变革史上将占据一个重要而又光荣的位置。因为在最近的一些斗争中它们已经站在了大学其他[学科专业]的前列，而且是站在道义的一方，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他还针对有人担心文学理论正在被政治化的误解，以哲学家的身份向英语系的从业者致意：“我想要说你们真不知道人家觉得你们还值得被政治化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⑦可见，文学理论往往在学术界领风气之先，成为新理念、新学术、新话语的渊薮，其他学科往往是从文学理论中获得种种“理论”新潮的前沿信息，而“理论”也由于文学理论的发明而被广为传扬。 那么，文学理论何以能做到这一点呢？卡勒总结了三点：首先是文学理论富于人文色彩。文学以全部人文经验为题材，重视种种人文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连接，它关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心理复杂万状的表现形式以及物质条件对个人经验产生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在文学理论的视野之中，受到文学理论的整合和提升，从而“诸色纷呈的理论工程之受益于文学，其结果亦有似于关于文学的思考，便非事出偶然”。其次是文学理论富于反思性质。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的理性提升，以标举反思精神为要义，“文学理论之将堪称范式的文学之反思理论化的努力，理所当然便是属于反思及元交流的那一类问题”。再次是文学理论富于探索精神。文学理论家特别容易接受其他知识领域中的新理论发展，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也对心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中的新潮理论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于这些新潮理论也不乏大胆怀疑的精神，“这使理论，或者说文学理论，成了一块热闹非常的竞技场”。综上所述，卡勒给出了一个与通常理解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文学理论在行将确定的‘理论’文类中来出演中心角色，并非不合适。”⑧ (责任编辑：admin) |